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先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1916年，瞿秋白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春到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并继续研究文学和哲学。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瞿秋白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进步书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并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7日，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旋出狱。同年11月，与郑振铎等组织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旬刊，鼓吹社会改造。
瞿秋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参加了该组织。同年8月，又与郑振铎等创办《人道》月刊。
10月，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考察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1921年1月，瞿秋白等人抵达莫斯科。在两年旅俄期间，瞿秋白实地考察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并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国内介绍了苏俄的实况，还写了《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记述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科沿途的观感;《赤都心史》介绍了自己如何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此外，还撰写了《俄罗斯革命论》和《俄国文学史》。除担任新闻记者外，瞿秋白还到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到北京，随即去上海。2月，张君劢作了《人生观》的讲演;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人生观》。从此开始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瞿秋白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于1923年12月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说明了人生观问题。瞿秋白认为，人的一切动机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若不根据因果律，则没有自由。但是，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受必然规律的支配，并不否认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因为人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现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同登自由之域。经过论战，科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1923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把机关刊物《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瞿秋白任主编，并为《新青年》题写刊名。还参与编辑《向导》周报、《前锋》等刊物。瞿秋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解释共产国际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出席会议，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同年夏，瞿秋白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并为上海大学制定了教学规划。瞿秋白还积极参加中共上海地委的活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纲，创办劳动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其中不乏许多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瞿秋白也积极探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并对陈独秀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9月，瞿秋白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因此，工人阶级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1923年12月，瞿秋白受中共组织委派，赴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翻译和修改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瞿秋白还担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又担任《民国日报》编辑工作，积极反对报社内国民党右派势力。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还在会上就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理论性阐释。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宣传委员。1925年5月，和陈独秀、蔡和森一起领导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后，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任主编，并负责撰写社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成《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总结了五卅运动的斗争经验，指出：历史已证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但又证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反对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瞿秋白撰写了大量文章，与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瞿秋白主张坚决反击，并同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
1927年，瞿秋白编成《瞿秋白文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2月，亲自指挥了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同月，写成著名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革命的性质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瞿秋白分析说，中国无产阶级最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是最革命的阶级，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它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因此，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其通性是：对于反革命派是对抗派，对于革命是妥协派;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统治者阶级的主力军，并且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丧失其作用。
1927年3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汉口，瞿秋白同张国焘、谭平山一度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瞿秋白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做了30多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共中央。该文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连载后，《向导》刊载了一部分，但彭述之却不准连载下去。对此，瞿秋白十分气愤。4月，瞿秋白将此文交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名曰《湖南农民革命》。瞿秋白为该书写了序言，肯定毛泽东这篇著作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个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底召开。会上，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被发给各位代表阅读和学习。瞿秋白还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道，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5月14日，瞿秋白撰写《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应以土地革命为中枢，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5月，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武汉召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介绍了中国五卅运动以后的革命形势。
1927年6月30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实行改组，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顶点。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实行改组，停止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组成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下旬，瞿秋白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瞿秋白强调要建立革命军队，要用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团结真正的左派;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瞿秋白还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告全党党员书》，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瞿秋白兼管农委和宣传部。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多次去访问陈独秀，促其接受中共八七会议决议，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此期间，参与决定、指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并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担任主任。在主持《布尔塞维克》工作期间，瞿秋白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本质，号召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方面，作了不少贡献，但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主张工人阶级应率领农民暴动，形成全国的大暴动。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瞿秋白主持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运动仍在不断高涨，主张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城市组织进攻，并组织乡村农民暴动，反对作战略性的退却。在组织上又实行打击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盲动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损失。
1928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决定停止全国暴动的方针，纠正了这一错误。4月底，瞿秋白去苏联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6月1日，瞿秋白专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出版。全书全面地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指出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瞿秋白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强调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中国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瞿秋白还以专节论述了八七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肯定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
瞿秋白检讨了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与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虚心听取大会的批评，对前一时期的“左”倾盲动错误作了自我检查，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作了《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参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他参加了《共产国际》中文版编辑委员会，并在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瞿秋白还校阅过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中文译本。瞿秋白曾在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演讲，同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此造成王明对瞿秋白的怨恨。1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清党运动，米夫、王明乘机诬蔑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右倾机会主义者。1930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后，瞿秋白于7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国，负责纠正李立三错误。9月底，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作《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起草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制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会后，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统治地位。会议错误地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强行解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责令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声明书，承认自己的错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会后，瞿秋白与鲁迅一道，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奠基工作。瞿秋白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并撰写了许多论文、杂文、诗歌等作品。瞿秋白的革命行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31年9月，瞿秋白遭国民政府悬赏通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于2月初到达。在1月底2月初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团成员、教育人民委员。4月1日，苏维埃大学在江西瑞金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兼任校长。在中央苏区期间，瞿秋白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与扫除文盲的运动，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办校方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患有严重的肺病，留在江西，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2月，瞿秋白等人离开瑞金，向福建转移。2月24日，瞿秋白等人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乡小迳村牛庄岭附近，不幸被豪绅地主武装发现，无法脱险，最后被俘。开始并未暴露身份，后被叛徒供出，被解到长汀。在狱中，瞿秋白受尽折磨，写下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污蔑苏区言论的《供词》和进行自我解剖并揭露王明路线错误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从容就义
1925年6月18日，敌三十六师师部兵卫森严，一派肃杀之气。早八点，师特务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同志出示枪决命令。秋白同志正在伏案挥笔写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 "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振笔疾书，把诗写完，并附跋语。然后正衣履，随廖祥光到闽西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便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距笑自若，神色无异。食毕，出中山公园，在匪兵刀枪密布的环护下，漫步走向刑场。
刑场是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秋白同志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 "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瞿秋白的爱情故事
爱情是电，事业、理想便是雷。电闪雷鸣构成人生中丰富多采的交响乐。
1923年，24岁的秋白，和陈独秀一起自莫斯科回到北京，开始独立地踏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爱情女神来叩这个年轻人心灵的大门了。
爱之囚奴由于柯庆施和施存统的介绍，秋白在南京认识了王剑虹和冰之(丁玲)。
这是两个来自湖南的叛逆女性。
王剑虹，1902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后迁居湖南。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思想进步，口才流利，是一位有思想见地，才华出众的女青年。
1922年初春，冰之等人就是在她的宣传鼓动下，和她一起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从结伴离开湖南起，剑虹和冰之结为挚友，她们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床而眠。在平民女校读了半年，又感到不满足了，决定去南京自己学习，遨游世界。
没有想到，在南京她和秋白相遇了，在秋白的劝说和吸引下，她和冰之决定重回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上海大学设在偏僻的青云路上，是些破旧的里弄房子，设备虽然简陋，但就在这里曾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邵力子任校长，实际上却是由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人负责的。
秋白当时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他白天讲课，而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到剑虹和冰之住的小屋去，给她们讲文学，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不但讲文学，而且讲社会生活。特别是后来，为了帮助她们两人领会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就教她们直接读原文的普希金的诗，边读诗边学俄语。
就在这种频繁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隐蔽而又神秘的感情悄悄袭上了秋白的心头。他为此感到苦恼，平日谈论问题常是滔滔不绝，现在却沉默不语了;他也不再去剑虹和冰之的小屋了。与此同时，王剑虹也一反常态，不同冰之商量，就决定要跟父亲回四川。这使冰之很纳闷，殊不知，是丘比特的箭同时射中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过于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默默忍受着爱火的煎熬。但隔在他们中间的这层薄薄的幕纱，很快就被热忱、憨直的冰之揭开了。一天，冰之无意间在褥垫下面翻到剑虹写给秋白的密密麻麻的情诗;顿然间，她一切都明白了。她急不可耐地去把这诗送给了秋白。秋白和剑虹结合了。他们住在慕尔鸣路兴彬里的一座小楼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秋白的弟弟云白，冰之和施存统一家。秋白的时间总是安排得很好的，不论白天工作多忙，晚上回家仍和剑虹一起谈诗、写诗，相互酬唱。他们从李白、杜甫，一直谈到李商隐、李后主、李清照、郑板桥……秋白还擅长刻图章，常常把他俩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精致的小石块上。其实他们的爱情就象一首美丽的诗，深沉而炽热。
婚后不久，秋白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形成国共合作，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广州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剑虹写一封信，信是用五彩的布纹纸写的。
1月12日：“……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
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暗暗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1月13日：“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机器、楼房啊。
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
1月28日：“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
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年轻的多情的秋白沉醉在爱情的欢乐与烦恼之中，可惜这种卿卿我我、甜甜密密的黄金般的生活太短暂了，只半年时间，剑虹即得了肺病。那时秋白的工作任务很重，眼看着剑虹的病势日渐加重，他预感到不幸就要降临到头上，心里沉重得象是灌满了铅，但他仍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照常参加各种会议，课也照常讲得丰富而又生动。
一旦回到家里，就片刻不离地侍候在剑虹的床边，喂汤喂药。上苍无情!经多方医治无效，病魔终于夺走了剑虹如花的生命，也夺走了秋白的欢乐。剑虹逝世那天秋白抱尸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剑虹早已去到另一个世界，秋白的心也随她去了!
生命的伴侣剑虹“走”了以后，秋白象是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忽;又象是颠簸在大海上的一叶孤帆，不知何处是归岸。
星转斗移，秋白不幸的命运很快有了转机。他象是一个走夜路的行人，照耀他路程的星星突然熄灭了，但很快在天边又出现了另一颗星星，明亮而温暖，一直照耀着他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旅程。这颗星星就是杨之华。
之华，浙江萧山人，1900年生，比秋白小一岁。她长得很漂亮，中等身材，苗条而匀称。说起话来，温柔含蓄，热情诚恳。可是这个美丽女人的命运却应了那句“红颜女子多薄命”的古话，一生历经坎坷。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由相爱而结婚了。沈玄庐是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他很喜欢这个聪明、反世俗、有理想的儿媳。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之华在萧山的家里生下一个女儿，之华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但她仍然爱着剑龙，独自去上海寻找他，苦口婆心劝说他回头，可是没有效果，他们的感情终于破裂，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1923年，之华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边读书，一边做妇女工作。秋白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秋白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之华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秋白第一次讲课就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她是青年团员，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向警予同志在一起。向警予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她对之华很器重，她觉得之华为人正直、纯朴，工作忠实，热情，所以积极培养她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向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在培养之华半年以后，觉得条件已比较成熟，就积极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秋白对她是熟悉的，之华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秋白决定亲自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黄仁事件的风波，在斗争中感情益发加深。
之华渐渐发觉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秋白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她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和秋白接触。而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秋白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之华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秋白也来到萧山之华的家里。沈剑龙原是之华哥哥的同学，聪明的之华哥哥，见到这种情况，赶忙把剑龙请到家里来。
谁知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剑龙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公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之华家里谈了两天，然后剑龙把秋白、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又把剑龙和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秋白家里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秋白和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秋白和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剑龙送给秋白一张六寸照片，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之华，他把之华献给秋白。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之华。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之华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接女儿秋白和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之华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这是因为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独伊，而沈家不让她去看她的女儿。秋白十分理解之华这颗做母亲的心，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在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5年春天，之华去浙江乡下接女儿去了。
之华到沈家以后，过去的公公沈玄庐的态度完全变了，十分冷酷地不许她见独伊的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之华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看见独伊正在里面玩玩具。之华轻轻走到独伊面前，一把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四岁的小独伊，一下子就认出了之华是她妈妈，天真地说：“妈妈，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了。”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之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沈家为了割断之华与独伊的母子之情，竟制造谎言欺骗孩子，说之华在上海死掉了。独伊看到妈妈来了，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在她的想象中，她有两个妈妈了。
之华抱着心爱的女儿亲了又亲，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很快地离开了。
之华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焦急不安地到火车站去接她，盼望成功的喜悦，担心接不着女儿的忧虑，混合着在心中翻腾。火车到了，但是不见之华的身影，他预料事情大概是不顺利。他不想回去，想再等等下一班车。就这样，他在车站月台上踱来踱去，直到东方发白。又过了一天，之华才回到上海。秋白从之华的神色中，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比谁都更理解之华这时的心情，他给之华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之华无比激动地偎依着秋白说：“谢谢你!”
过了不久，之华和秋白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独伊，这次他们俩人是一起去的。
他们住在之华母亲家里，想定了一个办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独伊偷偷抱出来，然后就将她带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秋白和之华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独伊在大姨太太的照护下出来了，之华赶快迎上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独伊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
秋白和之华十分沮丧地沿河边往回走着，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秋白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之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秋白流泪……后来，独伊终于回到了之华与秋白的身边。
秋白非常尊重之华，理解她见不到自己孩子的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之华夺回独伊。独伊虽非亲生，但是他待独伊胜似亲生。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还在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