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21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篇一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21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但本书自出版以来就不同凡响，其中的灼灼真知历久弥新，对现在的中国及中国人都会有所帮助。
梁先生认为文化即是生活的样法，通过看透处于不同文化中人的生活可以认清其文化的本质。而生活的关键就是在遇到问题时人的意欲，简单的说就是生活中遇到问题你会采取何种手段、何种措施，这就是文化的关键所在。梁先生吸收佛教的唯识论思想，认为生活就是“相续”，是“大意欲”对“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即主观对客观的努力。我们均可通过这种努力，尝试克服问题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生活是“现在的我”对“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这就需要克服种种障碍。根据梁先生的看法，为碍的有三个层次：物质世界，有情的“他心”，还有不可改变的宇宙“因果法则”。于是人生便遇到了这种问题。改造物质世界来为人类服务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或者说是长远来说可以确定的，但是对与有情的“他心”却不确定能使之不为碍。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但你却并不能确定可以使他(她)喜欢上你，这个问题就有些难解决了。最后的一个问题宇宙“因果法则”如生、老、病、死，种种“无常”，这些你根本不能抗拒只能接受，这种“碍”是永远不能得解的。如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会遇到三种问题，第一个问题确定可解，第二个问题不确定能解，第三个问题绝不能解。当遇到这些问题时，人类会有三种意欲：一、奋力求满足，遇到问题在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二、遇问题不求解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三、遇到问题不求解决而想根本取消问题，遇到人生问题所采的态度，就决定了每个人所走的路。而进过梁先生的分析，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要求的文化，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反求诸己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正是由于西、中、印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不同，导致了其后三大文明在物质、政治、文化上的本质不同=。
梁先生认为，在形而上学上中国与西洋印度有两大不同。一、问题不同：西洋和印度都探求宇宙的本体，谈具体问题(西洋是知识的动机，印度是宗教的动机)，而中国只讲抽象上的变化，很少讲具体问题。二、方法不同：西洋和印度的形而上学都是运用感觉和理智、而中国的形上学用的是直觉，讲的是调和。在人生哲学上，西洋主功利，
崇知识;中国尚直觉，乐天知名;印度则用现量直证真如，看破红尘，脱离俗世。
梁先生认为，各种文化并非一开始就是走的现在这个方向，而是在经过反复后才最终确定了道路。如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走的是
第一条道路，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里又折到第三条路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又选择重走第一条道路，并且一直走到现在，且成绩卓著。而中国文化在百家争鸣时期，各种道路方向都有，但是从孔子创立自己的学说到汉朝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并且离孔子之路越来越远。印度文化也是在佛教大兴后才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在梁先生眼中三种文化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他们都对，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三大不同问题而所应具有的态度。西方文化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向外逐物改造物质世界;中国文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反求诸己，寻求人际和谐;印度文化则想从根本上取消“生、老、病、死”等种种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在第一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打算来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是即不合适也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在现在则有些不和时宜。
对于世界文明未来到底如何走向，梁先生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即生产力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解决第一个问题态度的“西方文化”大放异彩，独领风骚几百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一个问题渐渐解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将会成为主要问题——而在西方世界此已露端倪——此时“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中华文明将复兴成为世界文明。而由于走第二条路导致人类自觉的长和理智的消，人在感情上愈加敏锐，不可避免的受困扰于第三个问题。此时只有靠佛教看破一切，根本上取消问题，才能解决。这将成为“印度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于是三种不同文化将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逐一重现。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改变态度，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来，走“刚”的第二条道路。中国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是应该走改造自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的道路，这是走第二条道路的物质基础。但是西方文化走的第一条道路也有弊端，即逼迫人计虑各种利害关系，理智太盛，压制情感和冲动，生活毫无乐趣，且都以个人为单位，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个人缺少幸福感，人心不安。这都是因为向外逐物，将重心全部倾倚在外而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即走第一条路又能克服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弊端呢?梁先生认为最好是感觉局面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而奔去，这样重心就会重新回到身内，这就是所谓“刚”的第二条道路，即孔子之道。如不可得，那么就走为社会、为未来的向外奋斗的道路，但这只是一、二两道路的过度阶段。
对于所谓的孔子之道，梁先生作了专门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对于生之赞美，就是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不认定的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任直觉
的态度，而直觉的敏锐便是孔子的所谓的“仁”;不计较利害的态度，无所为而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乐天知命。他认为，我们生活中间，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是理智和感觉为了自己行事方便而作的一假分别，若当真分别则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截;使一截附于另一截，自身便无其意味。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此时不虑其不动，而转恐任情所至，有失乎中，故又不可以不知命也。知命而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认定前面而计虑)之谓也，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
梁先生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强大并且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必须进行一次以人生态度复兴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必须复兴“刚”的第二条道路，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这样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力，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
梁先生对三大文明的认识似乎不错，对中国指出的出路也颇有见地。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理智似乎过于排斥，如果一任直觉，我们真能无发不中吗?我们应该以理智为手段，以达成情感行动的目的，理智和直觉不绝对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可以相互促进。而为社会为未来这条路，只要是出于不安，出于直觉和情感(一般是如此的)，也应该归入刚的第二条道路。另人生第三个问题，似乎也可用老庄思想解决之，不一定要诉诸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