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中国思想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研究1840——1919年间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想观念(主要指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篇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局限，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
关键词：思想史 社会思潮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到90年代，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些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五四运动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文革”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
例如：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注释：
(1)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
(3)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汪林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四个转折点》，《求是学刊》1985年第5期。
(6)《专家学者研讨中国社会思想史》，1999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篇二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
摘要：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史料发掘、学科体系建设、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研究理念与方法、范围等方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学界继续努力。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实事求是;反思与展望
新世纪十多年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新的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史料的发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仅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而且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研究日趋理性、细致和深化。
一、成就与趋向
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传统的思潮史研究、思想家研究等一直还保持着热度以外，在思想史学科涵义、学术思想、思想观念变迁等方面也有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近年来，大量近代史料整理出版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目前，海内外学人对近代史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关注者甚多，并且成果颇丰，但是，略显不足的是，近代思想史料出版现状以及相关目录研究尚不多见，这还需要学术界继续努力。
(一)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探讨逐渐深入
新世纪以来，近代思想史起点、历史分期、内容、方法、对象等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讨论。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有学者提出，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九大关系”需要处理好：一是学科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二是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括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三是时代精神问题，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1]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两大任务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2]
(二)思潮史研究成果颇丰
除马克思主义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得到深入与细致的研究。例如，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郭汉民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家论》、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等。这类著作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潮的框架。
1.社会主义研究。前几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一些人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许多学者从近代具体的国情出发，对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新的论证。学术界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源头及传播过程、社会主义思潮、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并积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拓宽研究视界，将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3]
2.民族主义研究。近年来，民族主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这两年，近代民族主义研究已经从历史学领域扩展至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这些研究对民族主义的概念与思想内涵，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历史生成、发展脉络，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或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党派、团体、个人的民族主义问题，近代民族主义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00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烟台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仍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此后，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等论著。此外，学术界对此前研究比较薄弱的国共两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关注，并已经产生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4]
3.自由主义研究。2007年1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聊城大学、聊城市政协联合举办了一次“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召开以自由主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界围绕“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耿云志认为，自由主义者既没有财力资源，又没有权力资源，他们虽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义观念，但在行动上却不能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其不被“历史选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郑大华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是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俞祖华认为，自由主义者多为欧美派知识分子，本应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但由于思想进程的峻急及其对国情的隔膜，他们的理论建树与创获实在难如人意。[5]章清认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确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出现了不少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也不乏讨论“自由”及“自由主义”的专书出版。尤其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也有所表现，而不惟只是部分知识分子醉心的理想。[6]
4.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研究。“激进与保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激进与保守，也成为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但在如何界定激进与保守，如何梳理和评价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等一些问题上，学术界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洛阳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洛阳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与类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端与评价，中国近代史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近代思想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过后，学术界对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成果。
5.三民主义思想及相关的国民党思想研究。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后人对三民主义做着各择所需的解释。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旧三民主义的内容，这就更造成了解释者们各唱各调的现象。宋进介绍了张闻天对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力图展现以往为人忽视的一段理论研究史的原貌。[7]陈蕴茜在回顾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孙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的基础上，认为国民党塑造和建构“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寻求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8]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逐步建构为中国人的精神崇拜对象，“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及广大国民的生活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9]李恭忠则对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说明国民党在命名上使用“党葬”而不用“国葬”，意在架构“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10]
6.现代化与反省现代化思潮研究。20世纪80年代起，史学工作者系统地总结既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已经比较广泛地被学界所接受。近代现代化思潮与运动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正如郑师渠所指出的，欧战前后的欧洲，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反省现代性取向，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这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和吸纳。追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如果忽略了后者，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11]郑师渠教授对于欧战前后国内反省现代性思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三)思想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等融合发展
1.新文化史勃兴。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国内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其中“新文化史”的勃兴最具代表意义。同西方的“新文化史”一样，大陆新文化史也专注于微观史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对于边缘性问题情有独钟，医疗史、身体史、观念史、以及时间空间和心性等构成他们的重要研究领域。王奇生以《新青年》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12]王奇生这一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使得新文化运动受到近代史学界的重新检讨。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章清对民初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进行了剖析，并展现了读书人由此展现的种种新的生活形态，以此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13]此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或其他社会团体，以此展现近代中国思想史发展变迁之过程也为学者们采用。[14]
2.在近代新名词研究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成果问世。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学人的封建观，认为他们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他们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薄，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封建观的挑战，于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认为，“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
3.观念和意识研究。罗志田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15]章清认为，“自由”浮现于中国思想界，之所以在解读上颇为“沉重”，就在于其触动了较为敏感的问题，即“自由”是基于国家还是个人展开。因中文世界对“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的涵义，在晚清中国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实际情形是，在规划中国未来前景时，自由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等诉求。最基本的原由是，中国思想界对主义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而如何选择则决定于中国适时的需要。[16]徐时仪通过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民主”由古典转换成现代新词，经过了五种词义变化现象。[17]
(四)传统学术研究得到重视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儒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日益深入，这种状况大有改观，并出现一批研究成果。张昭军的《传统的张力》围绕儒学思想价值系统近代转化的主题，诠释儒学思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儒学思想不同于现代性但又含有与现代性相协调的因素，对儒学的近代命运需作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片面否定。李明辉的《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试图从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出发，思索儒家传统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重新定位，对儒学与民主、人权、现代化、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等议题进行探讨。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系统论述了由清初迄于清末的理学演进历程。张昭军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晚清民初理学与经学的基本状况。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对晚清理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阐释。 此外，海内外很多学者试图探讨儒学复兴及儒学现代化问题。张志伟认为，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时，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18]赵汀阳认为，儒家理论并不是一种超越其实践情景的纯粹理论，其普遍原则总是消失在具体情景中。长期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儒家未能反思自身理论上的不完善，但这个内在困难或悖论在儒家面对现代挑战时显露出来。和所有的普遍性理论一样，过去时代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当今时代的普遍有效性。因此我们的思想的发展必须与时代同步，对儒学思想的认识也是如此。[19]
二、反思与展望
可见，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新方法、新理论的不断探索，现在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可以进一步开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也将会逐渐走向成熟，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之路还很漫长。
(一)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远远不够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学科体系建设，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关系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讨论。近年来，有一些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仅有这些探讨是与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及其地位不相称的，距离人们的期望还很远。
这些讨论不仅稀少，不仅没有成为近代思想界的“共识”，而且受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思潮等冲击，讨论的声音并不大，甚至在这个“趋新立异”的时代显得有些“另类”。比如，学界对于近代思想史学科讨论，并没有取得相对明晰的界定，思想史与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学科的关系也难以明晰地阐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起点、分期、内容、方法、对象等问题尚未形成一定意义的共识。虽然这有利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百花齐放”，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近代思想史学科并没有明晰的界限，甚至其内涵也成为见仁见智的问题，其外延更是常与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学科纠缠在一起，进而导致近代思想史研究难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探讨，制约了近代思想史学科的深入发展。
(二)系统性缺失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对象日趋“边缘化”，一些研究论著为求新求异而自动放弃或疏远“中心”，从而导致系统性缺失。不重视政治史研究，不重视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喜欢就某一细微问题或某一理论而寻找史料支撑。现在的学术取向则强调专深精细，注重对历史个案作微观剖析，虽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发掘有所裨益，却忽略了对历史的系统性、整体性把握，从而作茧自缚，将认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不能从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以至史学研究中系统性严重缺失。[20]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虽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已经有了好几代人的积淀，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部能让学界信服的近代思想史专著。
当前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系统性缺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现代史研究逐渐“无声”地疏远马克思主义，对新理论趋之若鹜，从而导致近代思想史研究没有系统。一方面，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疏远马克思主义，这就导致学术研究缺乏宏观指导与高度;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又自觉或不自觉追赶时髦、套用新理论，新理论虽然时髦，但往往不成熟，或者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水土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理论不用，引入的新理论无法突破现有框架，史学理论无法突破，无法创新。可以说，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系统性缺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研究视野日趋狭隘，学术研究日益碎化。
21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向：一方面，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史学史等学科相互融合发展，相得益彰;另一方面，随着学者视野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回避宏大叙事，倾向于个别叙述，个别问题或者比较细碎的问题讨论的比较深入，但是也导致学者眼界日趋狭隘，学者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明显，不仅治中国史而不知世界史、治近代史而不知古代史，而且出现研究同一时期的历史，治思想史却不知政治史的现象。虽然有学者呼吁回归，但是这种趋势一时还是难以扭转。这使学者的研究视野越来越狭窄，学术“割据”，学者各自为战。
(三)基础研究尚需学术界进一步努力
近代思想史研究要不断地开拓新领域，要加强系统性研究，需要做一些理论和学术史的探讨，也需要更多的基础性研究。这就需要认真爬梳史料，甚至需要做一些田野工作，调查访问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同时，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需要科学的理论的指导外，也需要更多地吸收和使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是，这在当前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出现了很多偏差。例如，当前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研究受国外学术界影响太深。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国外学术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受教条主义影响太深，现在这种影响则表现为受当代西方学术风向的影响日深。在号称与国际学术进行“接轨”的同时，在有些研究中往往出现以西方理论、观念、模式来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趋向。由于已有“先见之明”的理论，研究时只是在中国的史料堆里头找寻适合自己理论或模式的史料，缺乏应有的思考，也往往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这与近代思想史研究力度不够有关，也与研究者急功近利，学术界的浮躁风气，片面追求新理论、新方法有关。我们不能使用固化的模式对待传统，更不能陷入文化决定论或化约论的深渊，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近代思想史。我们不提倡闭门造车，需要充分利用国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以西方的是非为标准，拿西方的理论及其模式来“剪裁”中国史料，难免削足适履，这样会使中国问题研究最终成为“他者”的注脚。例如，在近几年兴起的“主义之争”中，一些学者将西方学界对主义分类的理论不假思索地“拿来”分析中国问题，认为近代中国如西方一样，也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跌宕起伏的年代，并将中国的一些理论、思想和人物“塞入”这种框架内，而没有认识到产生三大主义的特殊的西方语境。学界应该力戒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争取“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21]而不是体现某一理论。总之，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代思想史，吸收新理论、新方法，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无实事求是之意而多了哗众取宠之心，即使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从头到尾写满了新理论，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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