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循环经济与我国绿色保险体系的构建

摘 要：绿色保险作为发展循环经济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手段，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目前，我国的绿色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保险经营技术不成熟、经营成本过高、配套法律缺失、企业和政府的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必须从建立多层次的保险模式、培育绿色保险理念、完善法律法规、注重营销手段、加强政府支撑和建立再保险制度等多方面入手，积极地构建我国绿色保险体系。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绿色保险;体系;构建。

一、引 言。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和组织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矛盾， 积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避免对后续发展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循环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一种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它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模式，转化为“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多种手段、多种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保险手段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在环境领域的应用空间十分巨大，它与环境科学直接结合的产物就是绿色保险。绿色保险又称环境责任保险，其在各个国家名称有所不同。如英国称之为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在美国，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又称为污染法律责任保险。

尽管各国定义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定义均表明，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空气和海洋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绿色保险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分散风险、避免企业因巨额赔偿而破产，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二是可以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合理的赔偿;三是绿色保险制度的确立能够促进环保监督机制，并把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纳入市场化轨道，从而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绿色保险因操作成本低、赔偿效率比较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许多国家政策制订者的青睐。

二、国内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一)国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绿色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典、芬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先后开展了绿色保险的业务实践与立法建设，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绿色保险的内容也已涉及清洁空气权、安居权、清洁水权等环境权的各项权能。美国的绿色保险业务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早为国际保险业所承认的污染责任承担形式是美国的环境改造保险单，它所列的保险金额巨大，基本责任包括了人身伤害或死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损失及清理费用等。1988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保险集团——环境保护保险公司。1989年，美国保险服务业在其综合普通责任保险单中加贴“有限污染责任扩展批单”，将污染责任扩展到被保险人的工作场所或操作过程之中。意大利在1990年以后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76家保险公司组成联合承保集团，承保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损害责任保险，其业务量在短期内就达到了整个责任保险业务总量的90%以上。此外，英国开办的核污染责任保险(1965年)和声震保险(1970年)也颇具影响力。目前，绿色保险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国立法趋势，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其对油污损害应负的责任。《核能领域第三者责任公约》第10条规定：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按照主管机关规定的数额和类型，建立并保持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相关责任。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保险制度和业务已经进入较成熟阶段，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和市场手段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推动各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李华友、冯东方，2008)。

(二)我国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我国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绿色保险，但主要集中在核事故责任及海洋环境责任领域。在核事故责任保险领域，80年代我国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时，保险公司即开始依据国务院1986年3月《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承保核事故责任险。在海洋绿色保险领域，我国于1980年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促成了我国海洋油污责任保险的建立，并通过立法对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实行了强制责任保险。除此之外，我国其他领域的绿色保险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联合在大连、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开展的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此，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2007年4月10日至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吉林、浙江就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并于6月5日公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调研报告》。可以认为，该调研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相关各方对绿色保险的态度：既肯定支持又出言谨慎。2008年2月，国家环境保部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两部门于2008年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了试点工作(蒋旭成、梁才，2008)。这一全新制度安排，是中国继绿色信贷推出之后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启动绿色保险。

三、绿色保险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一)增强了环境污染治理和监管的力量。

环境保护并不单纯是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绿色保险的开展将能从客观上扩大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主体，加强对环境侵权人的监督，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企业来说，保险公司与其签订绿色保险合同是附有条件的，保险合同会对投保人的防治污染设施和污染防治义务等做出明确要求，同时在对排污企业进行承保前，保险公司会对企业的资质、技术能力、业绩、风险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定排污企业的污染危险等级，并以此为依据做出保险费率的决定，即污染程度越高的企业缴费率越高，从而促使企业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加强防污工作的动力，如果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可以向投保人提出消除隐患的合理建议，投保人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否则由此引起的保险事故而造成的损失，保险机构不负赔偿责任。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成熟的绿色保险制度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市场力量，加强环境监管。

(二)减轻了企业经营负担和政府治理压力。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单个污染企业一般难以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从企业角度来看，若投保相关的环境责任险种，就可以用少量确定性的保费支出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赔款等费用的支出，即在发生因环境污染造成第三方损失的保险责任事故时，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损失赔偿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与此同时，保险人为了降低赔付率，会督促投保人遵守环保政策法规，做好防灾防损工作，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绿色保险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和管理负担，这是因为绿色保险能够促使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在环境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由他们共同处理环境突发事件，能够在事件发生以前就做好评估和分级工作，在事件发生后，能够有序地进行现场勘查、预测评估等工作，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减轻政府在担当最后责任人时的负担，使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中。

(三)有效地维护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群众环保意识正逐步提高，而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却更加复杂，同时治污的手段远远跟不上污染速度，因此，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来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增加，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众投诉多年居高不下，其中，群众信访事件更是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现实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绿色保险制度，通过在责任保险中拓展新业务，增设各类环境保险险种，由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环境纠纷引发的交易成本，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付，而且还能有效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对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积极影响。

(四)充分地体现了循环经济中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理念。

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所强调的是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具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双重属性，自然性要求人类与其它物种保持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遵守自然界内在的平衡规律，而超自然性则要求人类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达到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种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必须维护“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发展方面的权力均等，绿色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人类达到这一目标。绿色保险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通过责任社会化的方式对生态权益受到的损害给予补偿，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绿色保险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且更加注重对环境损害的防治，有利于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现阶段我国绿色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经营技术不够成熟。

绿色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复杂，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业务营销、核保理赔、风险控制等方面聚集很大的经营风险。从产品的开发和费率确定来看，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费率确定时，需要以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而我国绿色保险开办时间短、历史资料非常少， 因此只能借鉴国外的统计数据或者凭经验开发，这不仅给保险精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设计的产品与企业的避险需要也有偏差，难以满足其有效的需求;从业务营销的角度来看，绿色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而销售人员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条款知识，在营销中夸大其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地影响了保险营销的质量和效率，对绿色保险展业非常不利;此外，在核保理赔方面，理赔人员由于缺少相应的理赔标准，赔付尺度很难把握，相应的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我国保险业对于环境责任风险的研究滞后，数据积累缺乏，相关风险统计模型尚未建立，风险识别能力较弱，使得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隐患，无法有效控制风险。

(二)保险人的经营成本过高。

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绿色保险业务中面临许多困难，这无疑会推高保险人在经营中的成本。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识别和量化的技术难度大，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程度都不一样;而且环境污染事故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业务人员对不同标的进行实地勘察和评估。二是较之一般的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面临的风险更为特殊。因为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绿色保险中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等法律风险也相对增加，索赔金额大大超出了承保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这就需要再保险，而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三是环境污染致害的因素众多，赔付时进行责任认定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高于其他险种，而这些额外费用支出依照保险法的规定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张雪梅、李鸿渐、韩光，2009)。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不仅加大了保险人的经营风险，而且也造成了经营成本过高，这对绿色保险业务的扩展非常不利。

(三)配套法律支持的缺失。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部分体现了绿色保险的相关规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绿色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陶卫东，2009)。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过错责任只有原则框架，而关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款的解释不够系统和明确。从侵权法来看，欧美国家之所以绿色保险发达，是因为它们具有《产品责任法》、《资源保护和赔偿法》等完备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我国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对于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无法实现法律的硬约束，因此，我国每年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屈指可数，其中胜诉的更是少之又少，协调和执行也有一定的困难。

另外，国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够，如环境权、隐私权、知情权等，这都不利于国民风险意识的增强，使得绿色保险的需求受到影响。

(四)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建立绿色保险，主要是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来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参保比例很少，绿色保险就很难形成规模，难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分散和损失的分担。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很难对排污者形成足够的压力，使许多排污企业产生了侥幸心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一些排污企业虽然污染环境并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都会造成巨额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赔偿数额却很少，绝大部分经济损失并没有由排污企业来承担，最后都是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因此，排污企业也就不会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动力去投保绿色保险(汤伟，2009)。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研报告》也表明一些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对于国内绿色保险能否有效地分散环境污染风险还存在着疑问，一些企业对于绿色保险的具体操作过程还不太清楚，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投保热情。

(五)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够。

绿色保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它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扶持。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对责任保险发展的态度一直没有明确，既没有对保险机构资金上的支持也没有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目前保险行业整体税务负担过重，营业税率高于交通、建筑、通讯等行业，保险业虽与银行业同样执行5%的税率，但是银行业的税收基础为利息收入，保险业则为保费收入，从保险经营原理看，保费收入的大部分是以赔款形式返还给投保人，这种按保费收入的5%收取营业税的做法，影响了保险公司自我积累能力，给我国保险业及绿色保险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而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向保险公司收取很低的营业税，如日本、新加坡等国，每张保单仅仅收取1美元的营业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王颖、何宏飞，2008)。所以离开政府的有力支持而仅仅依靠少数保险机构的力量，是很难使绿色保险在保险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长久发展下去的。相比这些保险业发达国家，我国政府对绿色保险的政策支持无疑存在很大差距。

五、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积极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保险凭借其在转嫁环境风险，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理顺循环经济发展系统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成为了发展循环经济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手段。因此，各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保险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一)建立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确定绿色保险的法律地位。

绿色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国相关制度的安排，必须与法律、政府政策有机结合。

在我国，绿色保险是新险种，扩大法定保险的问题必然涉及立法，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加强保险市场的市场规则立法，完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为保险业的有序竞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的引导，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地进入绿色保险运动中去。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一是将绿色保险制度写入法律。在《环境保护法》和《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绿色保险制度，并在各单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做出配套规定。二是加强执法监督，严格执法。特别是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查处罚工作，秉公执法，把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保护方面，可以在我国用法律来规定公众参与环保的程序，调动起全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同时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在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侵害的潜伏性和累积性，对绿色保险规定相对较长的索赔时效。

(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绿色保险模式。

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对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规模实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的绿色保险模式。具体如下：一是对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中那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如石油、化工、印染、采矿、造纸、火力发电、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气物的处理等行业，可以实行纯强制责任保险。而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亦是执行它的社会调控职能。二是对于污染严重、规模较大的企业，适用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模式。这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资金又比较雄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并不对测出的最高限额承保，而只是承保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剩下的比例由企业自己决定是否投保。三是对一些污染较轻、危险程度不高的行业，建议采取任意责任保险的模式，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投保。这类企业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污染事故，考虑到程度较轻，企业也可以自己负担。对这类企业的承保机构，建议由普通的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承保。

(三)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积极培育公众绿色保险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无形的约束，确立绿色保险理念，将直接影响到保险从业人员日常的工作态度，并形成习惯，久而久之凝聚为绿色保险文化。成功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的关键是保险机构能够自发地在业务经营中注重社会、环境价值。因此，保险业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绿色保险理念的教育，使其准确把握保险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对绿色保险进行专门的立法，相关的条款也大多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这就要求保险业要认真做好从业人员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工作，使他们尽快地掌握条款的内容，较为全面地认识绿色保险。此外，作为绿色保险产品的经营者，保险业应该与政府部门一起通过各种传媒渠道，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加强绿色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与企业的绿色保险意识，增强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使投保人更加注重长期保障，主动参加绿色保险，向社会承担责任。同时，通过风险转嫁，使自身面临的环境责任风险降到最低，这也促使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绿色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广泛的市场资源。

(四)注重绿色保险营销，提高经营效益。

保险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注重谋求保险消费者利益、保险企业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既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企业利润目标，也要充分注意自然生态平衡。这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绿色营销组合策略来实现。一是积极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来改变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根据我国环境侵权的现状分析，现阶段至少可以开办以下一些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险种：核事故风险责任险、海洋环境责任险、水污染责任险、声震污染险、辐射责任险、大气污染责任险及上述风险所产生的施救费用。此外，与绿色经济关系密切的农业、林业保险，也存在很大的产品创新空间。二是正确科学地厘定绿色保险费率，保险企业通过其定价机制，引导企业确立环境与生态有价的基本观点。一方面要通过价格倾斜、费率杠杆对那些低能耗、无污染的产品责任险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对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责任险的费率等惩罚性措施，提高其经营成本，从而抵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三是积极搭建绿色保险的健康销售渠道，规范保险中介机构的销售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正常化。

(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有利支撑。

绿色保险作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环境经济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公益性。绿色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赔偿责任问题复杂，保险公司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的商业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比如税收支持、费用补贴、注入保险基金或设立专项基金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环保力量，使环境责任风险社会化。此外，法律缺位是我国绿色保险不能有效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大动作，需要有个过程，同时各地和各行业的发展也不均衡，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作为过渡，即由各省政府、相关部委根据各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颁布规章，作为绿色保险强制实施的法律依据。应该说，在构建绿色保险体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把绿色保险制度与企业经营和排污的环境影响评价及许可证制度挂钩，加强对环境事务的系统性管理，以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

(六)建立再保险制度，确保稳健经营。

在绿色保险的实践中，再保险制度已经被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法国组织的再保险联盟，再保险联盟在分散危险、减轻责任以扩大承保能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确保了环境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再保险通过“分保”，保证了原保险人的经营能力。再保险将原本由原保险人承担的保险危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再行分散，保证了原保险人的财务状况，避免因危险过度集中而影响保险人的经营。另一方面，再保险为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能力提供了条件。再保险通过分散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使得受偿付能力限制的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所减轻，并因此能承保更多业务，其承保能力事实上获得了提高。在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初期，实行再保险制度能够为保险公司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保证了承保机构的积极参与(尹璇，2009)。与此同时，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提升，亦会对投保者的投保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调动环境保险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蒋旭成，梁才。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广西金融研究 (8)。

李华友，冯东方。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发展趋势[J].环境经济 ( 9)。

石莉姝。2008.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环境责任保险[J].中国保险(11)。

汤伟。 2009.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陶卫东。 2009.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颖，何宏飞。2008.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2)。

尹璇。2009.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学位论文。

张雪梅，李鸿渐，韩光。 2009.循环经济背景下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体系的构建[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