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选择中的新闻伦理

2010年12月13日，某大型媒体黑龙江分支机构作出决定，鉴于某记者有部分稿件把家人作为采访对象，违反了新闻报道的有关规定，停止该记者采访报道工作，调离记者岗位。

这是到目前为止，记者因为将家人或者亲友作为采访对象，而被停止报道工作的个案。但此现象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有关能否将本报员工或者记者个人亲友作为采访对象的争议，在业界一直存在。虽然普遍认为记者将亲友作为采访对象有违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一定之规。且有些报道并未构成失实，没有上升为法律问题，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

笔者认为，此问题应该列入媒体的报道手册，成为采编人员道德自律的一部分。凡违反规定者，无论是否违背法律，均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心神不宁”事件背后的媒体伦理缺失

2009年6月18日，某大型媒体机构刊播的专题节目中，一位名叫高某的大学生接受采访时痛斥了谷歌中国链接色情信息，说黄色信息害得他的同学“心神不宁”。这番话受到了观众的唏嘘，高某本人遭人肉搜索，因此一炮而红，被网民称作“纯情的大学生”。其间提到的“心神不宁”等词语一时间成了网络热词。

事后，有认真的网友发现，高某本人确实是一名在校生，但当时其人正在这家媒体机构实习，因此是半个员工。一般来说，媒体采访自己的员工，多在评论节目中出现，极少出现在新闻节目中。至于主持人连线记者时采访在现场的记者，其实是另一种表达形式，其实质仍然是通过现场记者的采访，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现场记者并非新闻当事人。

虽然被人揭示，但高某事件并未得到充分发酵，有关媒体机构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此后便不了了之。

同是这家机构，终于为此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某女记者将其男友的兄长作为采访对象，并接受了男友一辆车的馈赠，终被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

撇开馈赠与受贿的界限不说，其报道男友兄长的案件，一点也不避嫌，自然难脱偏袒的嫌疑。其报道的客观公正性，更无从体现。

实际上，此次处分采访家人的记者，并非来自行业自律或者主动发现，而是网友们通过总结发现的。这名记者的丈夫先后以高校教员、哈尔滨市民等身份在报道中不断出现，甚至其父也以“颜大爷”的面目出现。这反映了媒体在审查记者的稿件时，核实环节不得力。

无法核实的采访对象应认定为虚假采访

有关采访对象的伦理困境不仅限于采访其家人亲友，更恶劣者，干脆虚构采访对象。相较真名实姓采访家人的情形，这种情形更恶劣，却并不为人所注意。

比如“张大妈”、“王大爷”之类的人物，根本无法核实，其是否真实，存在很大疑问，顶多算“道听途说”。再如“业内人士”、“相关人士”之类的，更是生造的采访对象。

有些干脆不交待消息来源，比如“据了解”应该是“据记者向XX了解”，而“据了解”三字，貌似交待了消息来源，实际上只交待了这是记者了解到的消息，至于消息来源，成谜。这样的消息来源交待，还不如不写，因为肯定是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是句废话。

媒体上经常会有“相关部门负责人”这样的说法。按照新闻操作规程，必须列出具体的机构和负责人名称，以便编辑和读者核实。否则，这个消息来源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有关负责人不愿意具名，则应在报道中说明，这也是向读者的一个交待。有人戏谑，“相关部门”已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部门，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由“相关部门”出来说话。在这个笑话当中，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记者要么干脆没有采访，以“相关部门”指代，貌似采访过了，编辑也无法核实，因“相关部门”毕竟不是真实存在，即使这是记者生造的，“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站出来否认。

笔者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非常重视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并且一定要亲自采访当事人。即使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电话进行三方通话，也要进行直接采访，绝不借助第二手消息，以保证采访对象的真实存在。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职业伦理规范》第三条就是：“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指明消息来源。公众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信息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

回避规则适用于新闻采访

就在前些天，笔者在编辑版面时，否决了一张小狗穿衣服迎大雪的照片。因为此类照片虽然可以保证其真实性，但此风一开，有可能会造成记者跟风模仿，根据自己想像的情景制造和导演新闻事件。

有段时间，一家报纸经常刊登有趣的车贴，以及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连新闻事件都有可能是记者导演，此类简单的事情，更无法杜绝记者本人一时兴起，自己制造自己报道，自己直接就成了采访对象。

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职业伦理规范》认为，除了公众的知情权之外，新闻记者不应该对任何其他利益负有责任。新闻记者应该避免自己的利益与采访发生冲突，不管是现实的利益还是可能的利益。

而采访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有利益牵扯。比如上文提到的被调离报道岗位的女记者，事前就被网友怀疑，其丈夫的升职，与女记者在文章中渲染其先进性有关。作为被媒体屡屡报道的人物，其丈夫理所当然地具有比别人更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夫妻之间，其在倾向上只可能大加赞美，而不可能批评。这样的话，报道的公正性早已荡然无存。

建议，一旦记者发现有其家人或者亲友参与的事件很有新闻价值，应该请求报社派他人采访报道，以避免伦理困境。

实际上，国际上一些大牌媒体，均有编辑核实这一环节，以防止记者可能的粗疏造成当事人意思的曲解，或者记者个人的造假或者其他有违职业伦理的情形。但在国内，很少有媒体能够在核实环节对采访对象的真实性作核实。

南方一家媒体就曾经发生过一起笑话：有人以某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身份接受了采访，刊发后才发现，那人根本不是宣传部长，而是冒充的。

可见，我们的编辑核实环节，往往侧重于对事件本身的核实，但对采访对象的身份、以及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极少作了解，或者以事实本身无误为由，放任记者放弃工作回避原则。

尤其在中国这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环境中，更应坚守比欧美国家更严格的回避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有可能出现的倾向性报道，这应该成为我们新闻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