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的四境之说
茶道是茶文化中一部分，茶道的内涵丰富意义深长，你对于茶道的历史了解多少呢?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中国茶道的四境之说，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茶道的历史介绍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 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 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 、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 ，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 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 ，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 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 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 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 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 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 》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 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 ，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 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 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 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 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 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 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 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 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 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 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 “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 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 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 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 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 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 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 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 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 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i]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ii]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