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白居易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的诗

摘 要：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他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些是以植物为题材的诗歌。它们或借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或借植物喻古讽今；较多的则是以植物比喻一类人。这些诗就艺术成就而言不算是上乘佳作，但它们给我们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植物

一、概述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他给自己的讽喻诗所下的概念，见于《与元九书》中：“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在白居易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部分是以植物为题目的。这一类诗一共有二十三首。它们分别是：《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紫藤》、《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牡丹芳》、《隋堤柳》、《草茫茫》。其中，《草茫茫》虽以植物为题，但只是以“草茫茫”起兴，并非以之为题材。所以，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材的诗共有二十二首。在这二十二首诗中，以树为题材的有《云居寺孤桐》、《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隋堤柳》等十六首。剩下的六首则是以花藤为题。

二、分类

这二十二首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植物来讽喻一种社会现状；另一类则是以植物来比喻一类人。

（一）以植物讽喻社会现状

以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的有两首——《牡丹芳》和《隋堤柳》。《牡丹芳》从诗的开头到“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都是描写牡丹的国色天香；正因为如此，“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而这种现象，“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作者所讽刺的，正是这种“重华不重实”的社会现状，他期望的是“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却偏爱牡丹这种名贵花卉，且互相攀比；对于农作物却毫不关心。诗中虽然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但若不是皇室也对牡丹情有独钟，怎会有如此的社会影响。作者如此说，也只是为了能委婉地提出谏言，不要触了皇帝的逆鳞罢了。

《隋堤柳》和《牡丹芳》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讽刺社会现状，不如说是借古讽今。诗的最末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说明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是借隋炀帝荒淫误国的旧事来告诫当朝皇帝不要重蹈覆辙。试想，若是当时的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作者又何必写下这首讽喻诗。所以说，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与《牡丹芳》放在一类。

（二）以植物喻人

以植物来比喻人的则有二十首。根据这些植物所比喻的人的特征：贤者、小人和介于二者之间才干较为平庸的人，这些诗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1.以植物喻贤者

以植物比喻贤者的诗有十一首：《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涧底松》。这十一首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植物喻贤者；另一类是以植物由于外貌或所处环境而受到冷落来比喻身处困境的贤者。

直接以植物喻贤者的是《云居寺孤桐》、《文柏床》、《东林寺白莲》和《和松树》。松、柏、莲、梧桐，都是古人常用来借指贤者、良材的植物。白居易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的梧桐，“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的柏树，“白日发光彩，清飚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的白莲，“不愿亚枝叶，低随槐树行”的松树，都是高洁之贤者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在《和松树》里，作者用道旁的槐树与山上的松树作对比，更烘托出了松树的凛凛风骨。

以遭受冷落的植物来比喻身处困境的贤者的七首诗又可以根据受到冷落的原因分为两类。一是因为外貌的原因，有《白牡丹》和《杏园中枣树》。白牡丹由于素色而无人问津，枣树则因“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的外貌被人认为“凡且鄙”。它们是那些由于以貌取人的偏见而遭受冷遇的贤者的代表。二是因为所处环境的原因，有《京兆府新栽莲》、《庐山桂》、《湓浦竹》、《答桐花》、《涧底松》。“新栽莲”由于“今来不得地”而“憔悴府门前”；“庐山桂”由于“无人为移植，得入上林园”，还比不上栽种于温室的红花树；生于“西江曲”的“湓浦竹”曾为民众盖墙屋的材料，却比不上因为少竹而“重如玉”的“汾晋间”之竹；山间的梧桐因为无人赏识而“幽滞在严垧”；“涧底松”虽然“百尺大十围”，却因为“生在涧底”而“寒且卑”。这些，是一些因为所处的外在环境不利而沉沦底层的贤者的群像。

2.以植物喻小人

以植物比喻小人的诗有七首，分别是《紫藤》和《有木诗八首》中的《有木名樱桃》、《有木名杜梨》、《有木秋不凋》、《有木香苒苒》、《有木名凌霄》、《有木名弱柳》。

《紫藤》中，紫藤“先柔后为害，有似谀佞徒。附着君权势，君迷不肯诛。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奇邪坏人室，夫惑不能除”。这里作者很明确地写出了紫藤所比喻的那种人——佞幸之徒。这类人就像紫藤攀附大树一样，紧紧攀附着皇帝，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受到迷惑的皇帝却不肯诛杀他们。树会被藤缠死，国家也会因这些佞幸之徒而衰败。作者在诗的最后提出了告诫：“寄言邦与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辨，滋蔓信难图。愿以藤为戒，铭之于座隅。”对这些佞幸之徒，要及早发现并惩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紫藤”相似的有《有木秋不凋》中的“枳”、《有木香苒苒》中的“野葛”和《有木名杜梨》中的“杜梨”。

古书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指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人的优劣差异。而《有木秋不凋》中的“枳”，则是顶着“洞庭橘”的外表，“实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而且“中含害物意，外矫凌霜色。仍向枝叶间，潜生刺如棘”。这正代表了那些道貌岸然实际上却居心叵测的小人。

“野葛”的主人“爱其有芳味，因以调麹糵”，但是“前后曾饮者，十人无一活”，毒性之烈，可见一斑。在主人意图除掉它的时候，为时已晚，它的长势已经到了“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的地步了。野葛所代表的这类人，以美丽的外在掩饰了内心的歹毒，其危害之大、之深，都是不可估量的。

“杜梨”与“紫藤”有些相似，它们的存在，都需要依附着它物。“紫藤”依附的，是大树。“杜梨”依附的，是“社坛”。它只是“秋风吹子落”而生，现在却“心蠹已空朽”，并且成为狐、鸟的巢穴，扰乱了人的生活；但因为是生长在社坛下而“无人敢芟斫”。这正是那类出身卑贱、飞扬跋扈、结党营私，却由于权贵的荫庇而无人敢惹的人的群像了。

另一类则是在美丽的外表下掩藏着或无用的内在，用作者在原序中的话说，正是“外状无实用者”。如《有木名樱桃》、《有木名凌霄》、《有木名弱柳》。

《有木名弱柳》中前半部分写“弱柳”的袅娜之姿。之后写道“截枝扶为杖，软弱不自持。折条用樊圃，柔脆非其宜”，这是说“弱柳”既不能做拐杖，也不能用来围篱笆。实在是“为树信可玩，论材何所施”，只堪玩赏，却非良材。与之类似的还有“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的“樱桃”和“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凌霄”。“弱柳”非良材，“樱桃”和“凌霄”则需要借助外力。正如软弱无力、依靠权贵的小人。

3.以植物喻庸才

《有木诗八首》中的《有木名水柽》和《有木名丹桂》比较特殊，它们所指代的人物并非是小人，却也不是高洁的贤者，而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较为平庸的庸才。

《有木名水柽》中的“水柽”就是河柳。它“为同松柏类，得列嘉树中”，但是却“枝弱不胜雪，势高常惧风。雪压低还举，风吹西复东。柔芳甚杨柳，早落先梧桐”。然而它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惟有一堪赏，中心无蠹虫。”“水柽”所代表的人，与“弱柳”差不多，虽然在外貌、名声上得以与贤者同列；但事实上他们懦弱、易凋、非栋梁之才。而“水柽”与“弱柳”相比，却多了个可取之处——“中心无蠹虫”，也就是说，这类人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还未受到恶风气的蚕食。

与“弱柳”和“水柽”相比，《有木名丹桂》中的丹桂要更高一层次。由“匠人爱芳直，裁截为厦屋。干细力未成，用之君自速。重任虽大过，直心终不曲”可知，它的优点在于“芳”“直”，缺点在于“干细力未成”。而作者对它的评价是“纵非梁栋材，犹胜寻常木”。“丹桂”与“水柽”相比，已经没有了懦弱、易凋的缺点，他们同样也非栋梁之材，但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能力不够；即使是这样，他们仍能“直心终不曲”。所以作者才有“犹胜寻常木”的评价。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这些以植物为题材的诗歌，或借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或借植物喻古讽今；较多的则是以植物比喻一类人。这些诗就艺术成就而言不算是上乘佳作，但它们给我们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谢思炜.白居易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褚斌杰.白居易诗歌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6.

（欧巧玲 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 5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