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3个

2016-12-02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1:

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三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那位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四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2:

徐菊英的家在浙江上虞市章镇江沿村。1987年1月，22岁的她与同村开拖拉机的24岁小伙子郑惠忠恋爱结婚了。婚后，郑惠忠在外跑运输，徐菊英在家搞种养，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那年夏天，灾难突然降临这个家庭。一天，郑惠忠在拉货途中发生车祸，当即不省人事。在医院里，徐菊英扑在丈夫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当时，他们结婚才半年。

此后，怀有身孕的徐菊英带着丈夫，奔波于杭州、上海等地各大医院求治。然而，几家医院一致诊断：郑惠忠脊椎骨断裂导致高位截瘫，没法治。无奈，徐菊英挺着大肚子，把丈夫带回了上虞章镇老家。

郑惠忠颈部以下的身体全部失去了知觉，不仅下肢瘫痪，连双手也动弹不得，吃饭要人喂，大小便要人料理，一个生龙活虎的强壮汉子转眼间变成一个废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徐菊英擦干眼泪，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撑起这个家。

想到自己将在床上度过一辈子，郑惠忠实在无法接受，他的性格变得孤僻，脾气暴躁。他用僵硬的手臂狠命击打床头柜，用力摔碎杯子，还用头部撞击墙壁。他甚至几次哀求徐菊英：“还是让我死吧，我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啊!”徐菊英忍着泪，一次次温情地劝慰丈夫：“你死了，难道叫我守寡?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惠忠，你不要再烦躁，你越烦躁，我的心越痛。人生厄运谁都难料，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吧!你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

1987年12月16日，徐菊英在章镇医院顺产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两个小生命的到来，给这个愁苦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徐菊英将双胞胎儿子抱到郑惠忠床前，郑惠忠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徐菊英夫妇给双胞胎儿子取名为郑波、郑涛。

有了双胞胎儿子后，徐菊英更加忙碌了，常常是一边哄孩子，一边给丈夫端水喂饭、翻身擦背。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不是丈夫大小便弄脏了衣服，就是两个孩子哇哇大哭，把徐菊英折腾得心力交瘁。

一段时间下来，徐菊英眼圈发黑，头脑发晕，人一下子瘦了七八斤。她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与艰难。

含辛茹苦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不离不弃照顾丈夫养育儿子

丈夫瘫痪在床，一对双胞胎儿子要抚养，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扛起这个重担呢?旁人都替徐菊英捏着一把汗。有几个邻居悄悄劝说徐菊英另做打算，徐菊英淡淡一笑，说自己要对丈夫和儿子负责，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

1988年秋，一位亲戚偷偷为徐菊英介绍对象，还搬来徐菊英的母亲当说客。徐菊英冲母亲嚷道：“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如果抛弃惠忠再嫁人，那我还是人吗?”母亲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只好一声不吭地走了。

为了挣钱养家，徐菊英重操旧业搞起了养殖。她请人在自家房屋旁搭起猪舍，饲养了3头母猪，20只白鹅。3头母猪到了下崽的时间，徐菊英叫来妹妹帮忙照顾双胞胎儿子，自己每天睡在猪棚里，亲自为母猪接生。母猪一年生产两窝，3头母猪产下65头仔猪，徐菊英有了850元收入，不由得喜上心头。

1989年3月，徐菊英承包了村里7亩责任田。农忙时节，她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床，先给丈夫换尿袋、翻身揉背，接着煮好早餐喂丈夫吃，然后侍弄好两个儿子。吃过早饭后，她带着两个儿子去上工，把他们放在田埂上，任他们自己玩闹，她边干活边照看。实在忙不过来时，不得不求助姑婆(丈夫的姑姑)帮她照看孩子，早上她把两个孩子抱过去，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

徐菊英就这样熬呀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看着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尽管她每天都很劳累，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双胞胎儿子上学后，徐菊英将家里的电话放在丈夫的床头，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机。她出门干活时，丈夫如有不适，就可以用手指或舌头吃力地点击电话机的免提和重拨键，她接到电话后便会快速赶回家。

郑惠忠的暴躁脾气有时仍会发作，这是长期卧床心烦意乱造成的。一天，徐菊英在田里干活回家有点晚了，郑惠忠板起脸孔指责妻子：“你只管干活，难道不顾我的死活?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丈夫的数落，委屈涌上徐菊英的心头，一串泪珠忍不住从眼角滑落，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擦干眼泪赔着笑脸说：“惠忠，你耐耐性子，是我的错!”接着，她赶快跑到厨房给丈夫做饭。

郑惠忠每次发过脾气，安静下来后都会向妻子道歉。他深感内疚，恨自己拖累了妻子，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挣扎。一次，他突然对徐菊英说：“趁你还年轻，再嫁个人吧! ”徐菊英一听，直跺脚吼道：“你胡说什么! 再说，我不理你!”

1993年，徐菊英为了多挣钱，挤出时间参加了镇农业函授大学组织的培训班。学到技术后，她在承包的农田里种了4亩葡萄。剪枝、施肥、培土，徐菊英耗费了大量心血。她还不甘心，又种桑养蚕，桑树下饲养“三黄鸡”。徐菊英每天忙个不停，邻居们都说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有时忙得实在抽不开身，徐菊英干脆用手推车把丈夫带到田间的草棚里，她好一边干活一边照顾。

长期的劳累使徐菊英疲惫不堪。一次，郑波、郑涛两兄弟放学到田间找妈妈，发现妈妈竟在“蚕宝宝”的床榻前席地睡着了，那布满老茧的双手还捏着桑叶，脸庞显得憔悴蜡黄。兄弟俩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轻轻地推醒了妈妈。

1996年3月，徐菊英兴奋地对丈夫说：“我们的老房子太破了，趁儿子还小，造新房吧!”“造新房，哪有钱啊?”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里凑一点，不够我去借。”徐菊英语气很坚定。“菊英，真是难为你了!”郑惠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不久，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徐菊英家的两间二层楼房建好了。房子封顶那天，徐菊英却累倒了，被人抬着住进了章镇医院。

23年艰辛付出感动世人，双胞胎大学生带给瘫痪丈夫欢颜

徐菊英用妻子的温情悉心照料瘫痪丈夫，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用深沉的母爱养育双胞胎儿子，使两个儿子健康长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辛苦，她从不叫苦喊累。

徐菊英的善良与坚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个儿子，郑波、郑涛从小就懂事。兄弟俩上学后，哥哥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弟弟是班长。在学习上他俩暗暗较劲，成绩都很优秀。每天放学回家，他们争着帮妈妈做事。农忙时，兄弟俩还会帮妈妈下田干农活。见两个儿子这样懂事、勤快，徐菊英感到十分欣慰。

双胞胎儿子是徐菊英的精神支柱，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徐菊英节约到了苛刻的程度，10年时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她把赚来的钱一分一厘地存起来，自己舍不得用一分钱。读初一那年，郑波获得上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郑涛物理考试夺得全市二等奖。徐菊英特别高兴，分别奖励两个儿子一件开司米套衫和一条新裤子，兄弟俩如获至宝。妈妈的艰辛和付出，郑波兄弟全部看在眼里，他们在疼惜妈妈之余，恨不能快快长大，帮妈妈减轻负担。

上初二时，郑波、郑涛的成绩突然连续下降，有时竟连作业都不完成。班主任老师迅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菊英，徐菊英沉着脸责问两个儿子：“你们的学习出了什么问题?”两个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他们不想读书了，想帮妈妈干活挣钱。徐菊英火了，她第一次骂儿子：“你们这样没出息，这么不争气，让你们的爸爸知道，还不把他活活气死!”两个儿子含泪认了错，表示今后要专心学习。很快，他们的成绩又赶了上去。

2003年秋，徐菊英咬牙把两个儿子转学到上虞“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儿子入学前，徐菊英装上卖掉55只三黄鸡所得的600元钱，拉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新华书店，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了一个复读机和一堆辅导书，只剩下3人回家的12元车费。

2004年夏，郑波、郑涛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维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但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读书了。无奈之下，徐菊英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2004年8月10日，上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陈老板了解到徐菊英家的困境，专程赶到徐菊英家，当场拿出郑波兄弟所需的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共8000元，徐菊英一家感激不已。

2007年高考，郑波、郑涛双双考入了重点大学。郑波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郑涛被浙江大学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山村沸腾了。徐菊英手捧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百感交集，激动的泪水流个不停。躺在床上的郑惠忠迫不及待地喊道：“快让我看看!”拿到两个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他双手颤抖，热泪横流。

2009年12月，徐菊英被评为2009年度浙江省“感动浙江十大人物”。

2010年暑假，郑波、郑涛回到上虞老家，他们欢快地拥着妈妈，不约而同地吐露心声：“妈，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挣来的工资全部交给你，让你和爸爸过上好日子!”徐菊英饱经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躺在床上的郑惠忠也开心得笑出了声。

如今，郑惠忠仍然瘫痪在床，徐菊英在悉心照顾丈夫的同时，依旧家里家外不停地劳作。虽然眼前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顿，但徐菊英的心里是甜的，因为她觉得日子有奔头，幸福的生活离她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