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读书笔记大全

《街角社会》作者以小说式的笔调记录下该群体成员的行为，群体互动，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街角社会》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街角社会》读书笔记篇一

最早知道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一书，是在2001年。当时我正准备报考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在考试必备参考书目中有一本北京大学袁方教授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这本700多页的“厚砖头”啃起来很是费力，唯独让人感觉到有一丝轻松的是读末尾的附录，里面提供了一些社会调查研究的案例，其中介绍了涂尔干的《自杀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怀特的《街角社会》等著名研究，及其采用的调查方法、调查过程等等，顺便也介绍了一些调查背后发生的故事。在这众多的介绍中，怀特的那篇特别突出，因为它是作者本人亲自写的，所以全文都用的第一人称。怀特富含感情地讲述了自己研究街角社会的经历——如何进入科纳维尔的、如何通过多克参与到群体中进行观察的等等。然而读毕这篇介绍，却令我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它只是摘抄，尽管占用了十几页之多，但毕竟是摘抄。更要命的是，怀特在这里介绍的重点是他所采取的社会调查方法，而非他写的关于这篇名著的具体内容。

待我看到怀特的这本《街角社会》，已经是5年以后的事了。这时我研究生已经毕业，但长期形成的买书习惯让我还会时常到书店去逛逛。就在我常去的一个书店之一——武汉的天卷图书店里，我发现了它。只是买回来以后，除粗略翻了一下以外，一直没有细读。因为那个时段我的读书兴趣转向了历史，社会学看起来似乎是越行越远了。

之所以重新拾起这本书来读，是源于我今年年初制订的系列读书计划。在我上半年的计划中，有一本超厚的大部头巨著——美国社会学家劳伦斯.纽曼(W.Lawrence Neuman)的《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放暑假前，我硬着头皮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终于将它啃完，自觉收获颇丰。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也称作“田野调查”)的方法，其中章末的注释，就有怀特的这本参与式调查的经典名著《街角社会》，而我扭头一看，它就静静立在我的书架上——这促使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学习计划里，将它正式列入其中。

读《街角社会》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时间，如果说在哪一部分我花的时间最多的话，那可能就是记住一大堆外国人名了，但怀特写此的目的显然不在于仅仅揭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书中，他的确用很多幅关系线路图标明了这些。书的内容叙述重点是阐明这些街角青年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他们怎样在群体组织中确定和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其中，怀特有很多令人欣喜的发现。

举几个例子。一个帮派的维持是以某一项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都参加的活动实现的，比如打保龄球。然而在这项活动中，成员的成绩并不由技能决定，而是由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决定。地位高的，打出来的保龄球成绩也好，地位低的，即便他在别的地方打保龄球的技术很高，但一到这种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一起打球的场合，技术就很难正常发挥出来(怀特的这一发现的确非常有趣)，以至于每次打球的结果基本上都同该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相吻合。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本人和所属的初级群体对自己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水平的发挥。怀特还对以多克为首的街头群体和以奇克为首的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发现，两个群体中确立权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多克是以慷慨、善斗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而奇克则是以个人努力程度及学习成绩好确立了自己在大学生中的权威，一旦这种模式建立，就很难再改变，直到两个群体的成员此后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前一个群体的成员长期处于半失业状态，而后一群体成员则先后搬出了自己成长的意大利贫民区，成为了美国社会的白领阶层——它证明了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看法，一些人的贫困实际上是由他们所共同享有的文化本身造成的。《街角社会》还阐述了群体对于其个体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通过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因此，即便在非法团伙中，其成员也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所有人都无法无天——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谁打破了这些规则，必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而这些规则却与正式的法律无关。换句话说，有些行为合法，却不符合公认的潜规则，例如克兰西警官的正直、不接受贿赂，就使他受到孤立，而另一方面，赌博不合法，但只要不造成麻烦，警察们一般都睁只眼闭只眼。长期的互动，使警察与非法团伙都彼此熟知对方组织的运作模式，什么时候警察需要抓人，抓些什么人，抓到了会怎么处理……久而久之，各方就达成了一种力量下的均衡，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一种参与者按照某种潜规则进行互动的游戏。这种游戏不仅在警察与非法团伙之间发生，它甚至充斥在从街角的剧本演出活动到政治选举活动等各个方面。例如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之间也是彼此合作的——帮派领袖通过群体活动强化自己的影响力，由于他们能够影响自己的团伙，进而影响到选票的数量，从而也就影响到了政治人物的当选几率，政治人物的地位和威望又会对警察等公共政府部门会产生影响，而后者显然又有能力控制帮派的数量和活动情况……

说实话，我很佩服怀特的洞察力，因为通过实地观察和分析发现这些线索是很不容易的。在《街角社会》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怀特坦承自己很早的时候就读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也是一部通过参与式调查完成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从而了解过中国。尽管写作的时间彼此相差不远，也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都采用了参与式调查方法，但这两本书其实大不一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探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运作与功能配合情况，怀特的《街角社会》却是从采用互动理论，从最基本的一个叫多克的诺顿帮领袖及其个人关系的构建入手，一步一步切入科纳维尔这个美国的意大利后裔的贫民区，展现区内各种人物的关系互动和力量的形成及彼此影响过程。这决定了怀特需要更多地关注细节，从每一句话到每一个眼神——因为当事人的每一个行动显然都有其含义，而怀特的工作则是不仅要观察到它们，然后如实记录这些细节，而且还要找到这些细节之间隐藏的联系，无论他记漏了点什么，谜底都可能就猜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尽管《江村经济》和《街角社会》都被誉为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客观地说，怀特写《街角社会》犹难。一个数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费孝通考察江村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怀特在科纳维尔却呆了三年半!这其中固然有调查者本身的条件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搜集资料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费孝通主要收集的是客观的数据资料，并进行一些大略的描述，而怀特则主要是收集被观察者每天的生活细节，尤其是每一次的谈话内容(以致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看起来更像是一本小说)，它甚至还需要对这些话语内容的背景进行一番剖析式的解读。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困难之处在于，通过观察法进行调查，外界环境是不可控的，你不仅要打消被观察者的疑虑，还要让他能够自由自在地真实表演，尤其是顺利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事先没有串通好的真实背景下，他所表达的内容还要恰好能够证明怀特个人分析出来的观点才行——这可比唱双簧要难得多了。文中大段的对话叙述，让我怀疑为了写这本书，怀特收集整理后的资料是不是堆满了一屋子。事实上，在书的附录一《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中，怀特自己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公文夹里积攒的笔记太多了，以致凭我的记忆，已无法将新的材料迅速放入它应放的地方。”

此外，怀特进行研究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由于是贫民区，其中的生活艰苦还只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怀特必须承担田野调查所带来的压力。正如纽曼在他的《社会研究方法》中所说的，研究者可能“遭遇尴尬窘境，体验到不适，并会被田野中的繁杂细节所吞噬”。在回忆自己的调查过程时，怀特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道：“从事实地研究是很紧张的。当你还是一个局外人，总想知道人们是否会欢迎你的时候，心情最为紧张。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因为被观察者可能根本不希望这些东西被公开，所以像很多人预料的，这本书公开出版以后，直接影响到了怀特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当然有好的，但也有不好的。比如多克的儿子们就认为怀特因为这本书而名利双收，而他们的父亲却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虽然多克本人对此不太在意。而奇克则伴随着自己地位和心态的变化，认为怀特在书中描写他本人的讲话“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以至于在他和妻子未结婚时说有一本写他的书，却只是在结婚以后，才敢把这本《街角社会》给他的妻子看。

在书的末尾，怀特附上了厚达100余页的《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一文，他借此叙述自己是怎样进行调查的。该文的文笔异常平和，就是谈到他在调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都采取了非常平静的语调，给人的感觉像是和朋友坐在沙发上聊天。读完这篇文章，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街角社会》一书末尾所附的《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比起正文来更加引人注意。顺便说一下，它的内容可远比《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书中节选的要多得多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该书后面采用了节选的方式)。怀特不仅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个人背景、为什么选中科纳维尔、制订研究计划的经历、最初的努力、与多克交往的开端等等，还将自己从参与式观察中得来的经验慷慨地与读者共享(其中也不乏遭遇的尴尬和窘态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参与式观察必须注意的事项，也让我了解了这种观察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的不同。

例如，我在读纽曼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时候，未能明白何以田野调查不是从应用某套方法或检验某个明确的假设开始，而是根据自己对提供信息的用途来选择要用的技术，再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怀特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作出了解释：他最初的研究方案是要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生活水平、住房、交易、分配和就业等情况)、政治(政治组织的结构及其与非法团伙活动和警方的关系)、教育和娱乐模式、教会、公共卫生保健，以及——尤其是——社会态度，为此他还与一个关心住房问题的私营部门取得联系，走家串户地登门拜访，甚至跑到酒吧和娱乐厅里准备与人搭讪——当然，结果是不成功的。好在他后来通过科纳维尔的街坊文教馆认识了多克——当地诺顿帮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大力配合下，这才成功打入了当地。起初怀特希望作为一个非参与观察者而存在(通俗点说，就是像一个录影机一样，只负责记录，不参与任何活动)，但随着他逐渐被社区接受，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的研究兴趣也从一项对整个社区的研究变为希望通过了解特定的个人和特定的群体，发现其中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影响。所以，怀特常说，他在科纳维尔呆了18个月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他不得不根据自己收集来的资料来确定自己能够将什么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这比那些需要先确立研究目标，然后建立假设，再收集资料来验证自己原来的假设，思路是何等的不同!

《街角社会》之所以成为一本名著，主要是由于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20世纪的头30年正是芝加哥学派名声鹊起的时期，在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提出的“弄脏他们的手”(get their hands dirty)的号召下，一大批学生走出校园，进入街边小巷，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对生活中的团体进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经典名著，《街角社会》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也直接导致这本书的命运不得不与人们对待参与式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态度变化而有所起伏——随后由于定量研究逐渐在社会学调查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街角社会》一书恰在此时成稿，初版的命运并不佳。怀特不仅不得不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自己掏钱将它出版付印，以致花光了所有的储蓄，而且最初的销售情况也不太好，甚至连稿费都没有——虽然它在公众面前得到了认可，好评却主要是在学术界以外获得的。幸亏此后，随着人们对定性调查的再次重视起来，这本书终于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一部社会学的经典。书出版20年后，怀特成为了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再往后，在1977年至1978年，他还成为了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在《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一文中，怀特没有怎么谈这本书为他所带来的巨大声誉，他倒是谈了不少关于此书的批评，虽然批评者也都承认《街角社会》的确是一部经典名著，但他们认为怀特在运用参与式调查的方法上有问题——这显然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因为我在读本书的时候，常常不禁想到，这些非法团伙成员是如何能对怀特“完全不设防”的，当他们见到这本书公开出版后，尤其是在他们看到书中揭示了众多内幕时，将会如何看怀特这个人?好在怀特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一点，他只是在陈述事实和自己的发现，尽管这一过程不无痛苦。我想，更多的人会很高兴怀特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

《街角社会》是第一部采用参与式观察法研究城市社区的专著，它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美国大学里的社会学必读书之一。然而方法上的成功掩盖了这本书内容上的价值。事实上，怀特在研究中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观点——科纳维尔并非一个无组织的社区，只不过这个社区的组织与外界的组织在形成方式和价值判断上有所差异——由于他们的意大利裔身份，很多人英语说得不是很好，造成了与外界的交流障碍，也妨碍了本地人进入上流社会。因此，他们只能在内部寻求社区居民的肯定。外来的社工组织在该区域组织社会活动时，过于看重活动参与者的学历因素，而比较不重视有领导潜能的本地人物，导致活动常常难以开展或延续(这一结论对书中的一个街角人物——萨姆.佛朗哥——真名为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的附录二即为他在怀特退休的康奈尔大学讨论会上的致辞《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文中讲述了自己通过从怀特这里学习到了该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接着如何从一个科纳维尔街角闲荡的意大利青年转变成为一名出色的城市公共工程部门负责人的过程)。要改变当地落后的状况，就必须从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入手，不断扩大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逐渐改变组织群体成员过去的行动惯例，才可能做到——这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城中村研究、犯罪研究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最后再谈一点。在王小波的一篇文章《诚实与浮嚣》中，他说自己念大学本科时，哥哥在读研究生，有一回他问哥哥：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哥哥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王小波又说，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自己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可惜王小波没有问外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否则我相信《街角社会》也可能会名列入其中。为什么?因为调查确实要扎扎实实去亲身实践。顺便说一下：我们学校无论寒假、暑假，到校都要求学生交一篇假期实践调查报告，开学了以后老师要检查评分给成绩。但我看过很多篇报告，却从中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这倒不是由于学生们知识没有学好，我看更重要的是态度的问题(很多调查报告就是直接从网上拷贝的)——有多少人愿意真正深入某一个区域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田野调查呢?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怀特在《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中讲述的一件事。一次，怀特和一名街角青年在一起，一个大学生停下来和怀特交谈。这位大学生对他说：“这帮家伙听不懂我的意思，不过我相信你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怀特当即反驳，说他太低估这些人了，并非只有大学生才是聪明人——很显然，科纳维尔出来的大学生，之所以没有能力改变当地的面貌，源于他们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傲——源于他们没有真正参与街角的生活。因此，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我们要解决怎样的社会问题，对它进行详尽而细致的调查都是最佳办法。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资料，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怀特就是这样做的，而我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这样去做。当然，其中也包括我。

《街角社会》读书笔记篇二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小说式的笔调记录下该群体成员的行为，群体互动，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作者尤其注意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群体领袖是如何保持其领袖地位的，维持其群体声望的;群体成员是如何相互共处的，如何与群体领袖互动;跳出一个群体，作者特别注意到，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诺顿帮一起去打保龄球的时候，每个成员的表现不仅与他们的技术有关，而且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群体活动当中，领袖会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优秀。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奈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本书即是对这一研究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多年来，科纳维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区，那里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成年人犯罪十分普遍，在萧条时期这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靠家庭救济金或公共事业振兴署维持生活。美国人觉得科纳维尔与社会其他地区格格不入，认为它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平穷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的信仰和活动的大本营。

然而事实上，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可以在科纳维尔发现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组织。

同时，随着在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科纳维尔的生活模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了作者去探究，去回答人们对于科纳维尔提出的种种问题。

作者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做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构。

这本书真正吸引我的，在于作者所给出的第一手资料。 街角帮的生活形式，活动方式，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细致详细的阐述。很明显，只有真正置身于研究。

《街角社会》所取得的成功与怀特在科纳维尔长期的实地调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怀特的科纳维尔实地调查凝聚着宝贵的社区研究方法。选准研究的突破口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初步调查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前人研究的程度，弄清有关概念和理论，避免重复无效的研究，同时又可以提出自己研究的突破口，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充分体现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水平。

作者研究上的道德争议，即关于最后利益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分配的问题，我认为作者的处理方式是失当的。另一个涉及道德的问题是有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在本书作者的研究过程中，被研究者是被告知研究者的意图的，因因而这个问题表现得不甚明显。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研究者被放置在了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上，对于被研究者来说，他们会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伤害：他们把研究者当作朋友看待，却有时会觉得，自己只是研究者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如果被研究者没有被告知实情，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含了欺骗的成分。这显然是违背了道德标准的。这不禁使人思考科学研究的道德问题。许多科学研究总是存在与道德标准向冲突的地方，在这种时候，人的好奇心往往都显得更加重要。

“街角社会”是指，住在城市街角建筑里和大街小巷里的人们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模式，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街角建筑。在城市里，一些多年祀废失修、拥挤不堪的、众多的街角建筑，组成了形形色色的“街角社会”，那些老旧城市里众多的老街和胡同里的居民，与城市血肉相连，他们世世代代在“街角社会”里，长期和谐的生活、生存、发展。这些街角外表很不起眼、很破旧，它们常常是城市里摊贩乞丐的栖息之地，也是城市里的案件多发之地，但这并不妨碍这里的人们几代、几十代的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在这里长期和谐的生活。可见“街角社会”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和地域、人际关系、设施配套的合理性的。我们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对于“街角社会”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