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政治发展路径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和发展历程
政治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广义的政治发展则是人类政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进步。作为狭义来理解政治发展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发生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显著变化，比如制度化、一体化、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识字率等等。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麦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认为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
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
二、政治发展的目标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逻辑。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发展系统，并且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有极大的相关性。
(一)政治发展的目标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发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与的发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上，亨廷顿明确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三)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达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多纬度考察
(一) 时间维度
如果仅仅从近代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从1911年开始。之所以以这一时期为开端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走现代国家的道路。中国的传统社会走向消解，现代国家开始建立。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而且这时的政治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彻底的抛弃中国文化，使中国的国家建制失去文化根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应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是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达到民主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逻辑下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主要是在同资本主义敌对的背景下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思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要理清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关系。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民主贯彻的不好，以致于中国陷入灾难之中。政治发展的过程基本上中断。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个轨迹是走向现代化。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与中国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成长相联系，与全球化的世界环境相联系。1978年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积极的过程。
(二)空间维度
所谓的空间维度是把中国的政治发展放在世界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
首先要认识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性。也就是要对传统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方的政治发展;二是与此同时，现代政治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和重视传统的因素，不能轻易的加以抛弃。中国这一百年的政治发展都处于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对立中，中国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否定传统政治，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欧洲的经验。对传统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造，而不是彻底的毁灭性否定。现代的政治发展一般都强调制度，制度决定论条件下现代国家可以否定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甚至社会结构，但是这种制度不能否定人。这种改造可以改造人但不能改造“魂”，这样的一种改造必然打破社会结构自身的逻辑。这样就等于中断了历史。
二是要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首要的任务是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政治能力的首要体现。对于这样的社会，政治发展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而获得：一是禁欲主义的，用强制的、配置的方式进行社会的稳定控制;二是人的欲求的自然满足，并且按照其自然增长而增长。中国选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那么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亨廷顿有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却复杂的多，中国的发展问题也与稳定相关联，那么在中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经济发展/欲求增长)。这样的一个分析说明，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就成为最大的政治。通过这个公式也可以看出要保持中国的稳定，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现状，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持续，但是不能是急剧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发展方式。
(三)结构维度
所谓的结构维度是指政治发展是一个完成的体系，包括价值、组织和制度三个方面的发展。这几个方面中，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中国的制度成长遇到了价值、组织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的价值层面上来说，还是侧重于对家族或者小范围的集体的认同，而缺少对国家的认同，认同体系的范围无法得到扩大，这样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设就无法推进，这样的一种障碍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一种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建设尚处于探索之中。组织方面，制度建设需要组织化完善的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尚未实现转型，制度缺乏组织支撑。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从结构上来说还不和谐，需要各个方面的推进，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四)操作维度
在任何类型的政治发展中都存在国家、社会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社会主要是侧重与民主自治和协调，国家侧重于制度建设而政党主要目标在于国家政权。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政党在这样的体制性框架下进行活动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或者说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执政党的带领下完善和发展的，中国执政党的地位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确立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在社会和政党的推动下逐渐的进行积累以实现国家的成长。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政党的变革作为积累性的因素最后都反映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政党变革的推动作用也都是通过国家层面来实现的。所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社会和政党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走一条累计性的、渐进发展的道路而不应该通过破坏性的或者革命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的政治发展所走的历程应该是从经济民主到社会民主再到政党民主最后实现国家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所谓的经济民主主要是指分权、市场经济以及产权制度建设，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向着经济民主前进了很大的步伐。社会民主总体上来说尚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政党民主有我国现实的道路。我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有其特殊性，这样的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监督。因此，所谓的政党民主就是要限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最后实现的是国家民主，也就是国家处于一种法律完备的状态，使国家的各项事务的运转不因为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
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无论哪一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发展自己的政治文明。在这种全球性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文明，它既不是哪一种地区性政治文明的扩散，也不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模仿，而是各个地区性的政治文明共同做出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不能孤立地进行，都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因此，“中国模式”必将具有良好的价值和广泛地存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