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时,抗日战争坚苦卓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爆发,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独裁与民主之斗争愈演愈烈,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调停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知识精英多方奔走,自觉组织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下创建了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该派有其较完备的组织和较明确的纲领。其纲领的要点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等。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民盟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一、反对妥协投降,贯彻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投降势力鼓吹“亡国论”并谋划投敌卖国,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妥协投降活动,早期民盟领导人曾发表文章予以严厉批判。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对此,后为民盟领导人的黄炎培、张澜等人于1939年1月发表了《讨汪通电》指出:“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绝对反对。”“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1]1941年民盟正式成立时,即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声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今后将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等十条主张。
1944年,由于国民党执意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短视政策,中国抗日战争惨遭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为了挽救危局,增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了《对抗战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坚决要求国民党对一切派系的军队实行平等待遇,排除派系和地方观念,统筹战备、给养、训练,以及要凭战绩升降军官,另外要撤换抗战以来作战不力的将领,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以期提高战斗力。民盟还认为对日作战不应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应该有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和联合,必须实行民主政策。在当时形势下,民盟主张继续抗日,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和独裁统治,无疑于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推动宪政运动,促进民主发展
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瞩目的大事,追求民主政治是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意愿和真切要求。中国民主同盟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关系十分紧密。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无法逃避作为执政党的责任,为统一抗战而暂时给人民一定自由。但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战略转向,由对外抗战转为对内控制,一方面对中共重新恢复原来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对抗战初期给予人民的一些权利相继取消,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人民的不满情绪下,国民党被迫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和各民主团体便借此展开了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该提案遭到拒绝,未能提交参政会全体讨论,为此民盟领导人拒绝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仍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全国极力推行“全民党化”“全党特务化”的方针,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国人纷纷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独裁统治,废除一党专制,切实实行民主政治。1943年9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并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推行假宪政。对此,1943年9月18日,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著述,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宪政”[3]。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假宪政,吸引一切民主人士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民盟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创办报刊抨击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强烈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同时,它与其他民主党派一道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以扩大民主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立即发表《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明确提出:“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2]主张将中国建成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盟的这些主张和活动,不仅促进了抗战时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为战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三、沟通国共歧见,调解两党矛盾
沟通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争端是民盟在抗日战争后期作出的特殊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国内反响强烈,中共决心改变以前的让步态度,“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以尖锐对立求暂时缓和”[4],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一面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一面把调解国共矛盾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不辞劳苦,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多方斡旋,力图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由于中共的顾全大局和政团同盟的努力调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
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待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后,由民主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正式政府。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多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国民党一意孤行,拒绝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国共商谈中断。为了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促成党派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建立,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褚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5]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5]6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6]次日面陈蒋介石,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于是七参政员决定立即飞赴延安,与中共进行商谈。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亲访延安,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在延安期间,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会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纪要》除双方达成共识的“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点内容外,还陈述了中共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建议。7月5日,《纪要》由六参政员带回面交蒋介石,以便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沟通,达成意见之统一。《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它无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消除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民盟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这反映了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尤其是不了解蒋介石统治下国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总之,民盟作为一支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高举抗战、民主、团结的旗帜,与中共密切合作,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共冲突摩擦之时,起了缓和调节作用,为稳定团结抗战的大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暂时和平,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