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天津事故如何写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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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天津事故是令国人痛心的事故，为了深刻地记着这教训，我们要用写论文的形式来记着。那8.12天津事故如何写成论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8.12”天津事故论文范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8.12”天津事故论文范文篇一
天津爆炸论文
关于“8.12”天津爆炸事故的专项自查自纠报告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8月13日中午12时，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住院治疗520人，其中重症伤员66人。
发生事故后，市运管局立即召开了专项主题会议，针对“8.12”天津爆炸事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结合公司实际开展自查自纠专项活动;二是分析事故原因，做好安全教育工作。三是总结事故经验，杜绝事故发生。
会议结束后，我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了企业内部专项会议，要求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明确分工，将工作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开展。现依据运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将隐患专项自查自纠工作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认真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特成立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组长：杨东杰
副组长：任延涛
成员：李建伟、李飞、郭夏辉
三、工作内容
针对公司实际，突出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认真查找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各种危险源、隐患漏洞。坚持把隐患自查自纠工作与日常安全监管结合起来，加大整改力度，加强安全监管。
(一)专项隐患排查主要分4个方面：
1、车辆设施设备、消防器材排查
2、对车辆牵引车进行全面排查;
3、对车辆罐车进行排查;
4、GPS动态监控排查;
(二)发现的问题：
1、豫M30089、豫M30081等部分车辆存在共震问题;
2、豫M30081、豫M35698 、豫M30096号车排气软管坏、曲轴后油封漏油
3、车辆磨损严重、“吃”胎。
4、GPS客户端系统不稳定。
(三)风险分析;
1、车辆发动机共震引起车辆牵引车大灯抖动，脚蹬震酥、保险杠松动、长期会导致车辆发动机动力不足等其他隐患，影响安全行车;
2、牵引车曲轴后油封漏油原因是由于油封口密封不严或磨损松旷，轴颈磨损起槽，螺丝纹松动导致曲轴后油封漏油，如长期不整改处理，为事故埋下隐患，很可能发生事故。
3、驱动轮胎“吃”胎，由于位置调整存在误差，一边花纹磨损的比同一车轴的另一边磨损的快，长期会造成偏磨、爆胎导致轮胎报废或引发事故。天津爆炸论文2000字
4、GPS监控系统由于升级为北斗系统，网络全面升级，导致车辆终端数据经常出现异常超速、异常疲劳驾驶情况，部分车辆信息监控不到。
(四)整改措施
1、对于车辆共震、油封漏油情况:我公司安全经理给东风车辆售后部门电话联系，告知车辆各种隐患后，昨日东风车辆售后部安排专家来我厂了解车辆情况，实地勘查部分车辆隐患部位后，积极讨论解决方案，一周后将隐患陆续解决完毕。
2、GPS系统异常：我公司安全员给GPS客户终端(三门峡金燕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取得联系，反映了车辆数据异常情况，三门峡金燕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积极配合工作，现已恢复正常。天津爆炸论文2000字
(五)组织学习，加强教育
“8.12”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在开展自查自纠专项行动的同时组织公司所有驾驶员、押运员进行安全教育，利用新闻信息和新闻材料并与上级通报的会议内容相结合的方式传达此次爆炸事故，教育引导所有从业人员，积极踊跃分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总结事故经验、吸取事故教训，坚决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8.12”天津事故论文范文篇二
天津“8·12”事故的传播圈层与响应路径研究
关键词：天津爆炸;圈层传播;风险社会;媒介图景
摘要：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更新了原有互联网“圈层”建立的信息模式与传播结构，增加了内聚信息建构、多层联动传播等特色，从而影响到了全社会信息的组织模式。此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中双微圈层立体式的建构、外媒圈层多维度的报道、组织圈层自上而下的传播、社区圈层理性与情绪的并和，呈现出与以往任何风险事故都不同的互联网传播图景，并在爆炸72小时中展现了对媒体的质疑、悲情美学的爆发，谣言的扩散、发布会的举行等响应机制，其复杂多变的舆情张力启示着政府应注重思维转变及情感话语的运用，媒体应注重监督质疑中的风险预判与自净功能，才能在协调中更好的重塑公共与社会的轮廓。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024-07
Dissemination Circle and Response Path of the Tianjin “8・12” Accident
JIANG Hai1， LIU Cong2
(1.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Key words： Tianjin Explosion; circle dissemination; risk society; media landscap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has updated the information pattern and propagating struc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ircle dissemination on the internet，and it ha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ormulation of cohesive information， multilayer linkage propagation and so on， thus impacting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the whole society of information. News reports of Tianjin 8.12 Accident presented some landscapes propagation of the internet unlike any previous accidents， and the dissemination was based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in WeChat and Weibo circle， multidimensional reports in foreign media circle， topdown propagation in organization circle and the coexistence of rationality and emotions in community circle. Within 72 hours after the explosion， those circles showed the response mechanism including doubts of the media， outbreak of sadness aesthetics， diffusion of rumors and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so on. Those complex public opinion tension implic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shift in thinking and emotional discourse， and media should focus on risk anticipation and selfpurification function in supervision so as to reshape the contour of the public and society.
自互联网以新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传播路径以来，其建构的公共领域以个人身份叠加组织机构的形式加以演变。结构化的转变使得日常生活体验的个人世界开始与外界链接形成一个个多重的网络圈层。它“不断分化和衍生出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国际的、国家的、地区的、本土的和亚文化的领域”〔1〕，信息传播的图景也随之变更。近年来，在甬温动车、马航事故、外滩踩踏等大型的突发风险性事件中，互联网以“圈层”促使着碎片化信息的聚拢，产生了多元生产与定向扩散的流通特征，强化了线上信息的流通趋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方式。此次天津“8・12”爆炸事件亦不例外。
一、传播图景：多圈层联动扩散的突发“信息流”1.“双微”圈层：舆论场域中立体式的信息建构
在风险事件的传播中，新闻从来都不是狭义的信息提供，它是通过叙述行为对于有关价值与集体身份的对话贡献〔2〕，其涉及的结构关系源于其环境的转化。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结构性关系要比年龄、性别、价值和意识形态等个体特征更加重要〔3〕。在此次天津“8.12”爆炸中，“双微”(微博、微信)建构的结构关系圈层已经不仅仅是传统舆论场域的补充和推动信息流动的助推剂了，而是以首发性、活跃性、创作性成为了链接事故现场与公民身份的主流舆论平台。本文统计了新浪微博12日晚第一条微博(23：26分)发出后4小时内的信息递增情况，发现微博圈层以信息传播的方式建构和组成了主要的爆炸信息内容的场域，这是以往任何一次大型突发性事故都未有的现象，其爆炸信息变量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发现，此次爆炸中微博个人用户首先发布信息，再被官方微博(爆炸后41分钟)关注并转发，传统媒体直到爆炸发生近2个小时后才第一次报送相关信息，而事件推进的关键性信息如官兵失联、确认单位、遇难人员递增(次日6：34的央视新闻微博报道遇难人数增至14人，14：36人民日报官微确认造成44人死亡)、有毒物处理等均由微博圈层传递而出。而且，微博圈层中又以官微的活跃程度最高，在信息得到确认的6小时后几乎形成了多元信息生产(爆炸影响、输血抢救、市民疏散、企业情况、物资救援、交通管制等)，传播了诸多关键性信息。同时，一些诸如“爆炸急需HR阴性血”、“天津启动空气污染预警”等谣言也开始在微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姜海天津“8・12”事故的传播圈层与响应路径研究表14小时内新浪微博爆炸信息统计①
记者火势减小228分钟13日3：42官微人民日报7人遇难256分钟13日3：53电视
媒体央视市长现场救援267分钟博圈层流传，而兼顾信息传播的微信圈层则开始出现“你爸是我爸”“最帅逆行”等悲情宣泄式信息，从而推动了下一阶段舆情的发展。
按照孔德“根据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考察社会”的思想，从总体上看，此次事件不仅再次表明媒体是居于主导型权力机构的中介力量，更改变了原有影响研究的传统和“媒体起点，受众终点”的线性影响模式〔1〕。比起以往的突发性事件，此次“双微”圈层不再是简单补充性、宣泄性的社交场域，成为了信息传播与舆论场域建构的主要阵地――在推进事件发展、受众获取信息、舆论风暴形成、意见领袖传达、灾后寻人救灾、谣言滋生蔓延、网民悲情宣泄等功能的表现上，“双微”圈层成为了核心，并以此辐射入其他圈层，引起了全社会的信息波动。同时，相比于9.11事件、汶川地震、马航失联等以往突发性事件，此次的信息主导性建构形成了由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新媒体(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双微)的场域变化，互联网线上圈层(微博)以链接现实社会关系的线下圈层(微信)的传播模式，打破时空间隔以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来突破了信息传播的边界，构成了信息传播强链点、无盲点、多聚点的社群图。正如西美尔曾经指出的：“社会是一些关系的总和，由于那些关系，正好是由个人变成为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4〕这个社群图对于今天风险事件下的受众认知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外媒圈层：多维度报道内容呈现的客观与质疑
比起双微圈层，此次外媒圈层以快反应、连续性、多角度的方式呈现了爆炸全景，虽偶有质疑与反华等的过激言论，但整体而言较为客观全面，恪守了新闻的基本准则。表2为爆炸48小时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情况。
此次境外媒体的关注点除了集中在伤亡人数、报道救援等传统新闻点以外，赫芬顿邮报关注了中国消防队员的救援并讴歌了其牺牲精神，而美联社则高度关注中国领导人态度并报道了中国对此事的信息管控。此外，我们发现外媒对此事件的信息传递与新闻报道是高度依赖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截至14日14时，Twitter话题标签#Tianjin#按每30分钟60～80条的速度递增，#PrayForTianjin#、#TianjinExplosion#两个热门话题数量也在持续性增加;YouTube上关于天津爆炸的视频量突破1万个，其中由“Weibo Video”发布的视频播放量最多，超过490万，获点赞1万多个。而且4个爆炸现场视频播放量突破100万②。有趣的是，Twitter等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国内的网络平台，如新浪微博、国内媒体海外账户等。可以说，双微圈层建构的信息场域客观的辐射到了外媒圈层，并以信息“意见领袖”与“议程设置”的方式促使了外媒圈层的客观报道。表2主流外媒的报道统计
深度调查外资企业损失;化学专家派出;质疑中国风险管理3.组织圈层：自上而下传统式路径的传播与仲裁
媒体呈现的研究表明，媒体正在勾勒社会的“地图”，在提供概念类别和参考框架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说，媒体能够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响”〔1〕。而不同符码、不同圈层的解释性语境以及关系链会把信息特权赋予某些社会关系圈，从而营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此次事故以媒介网络所建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分工明确的共同活动群体的组织圈层(如新浪网、腾讯网等四大门户网站以及中国政府各地级的官方网站等)依然沿用了自上而下的传统的传播路径，目的明确、规范的传递着相关的事故信息。在事故12小时后，四大门户网站及凤凰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等主流网在网页头版均开辟了报道专题，派出了专业记者进行实地采访或连线现场，凸显了其专业性，各自客户端也以滚动新闻、及时播报、信息推送等方式不间断地对事故各类信息进行传播，做到了组织圈层的全方位覆盖。
按照群体动力学的观点，团体的结构特征是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单个成员本身性质决定的〔5〕。应该说，组织圈层相对而言是一个具有清晰轮廓的相对范畴，被社会权利视为主导型的中介组织，并认定其首要功能是维护现存话语秩序的合法性的。因此，组织圈层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告知信息，还要在信息建构性的双微圈层、质疑性的外媒圈层以及宣泄性的社区圈层中进行互联网话语框架的仲裁。这一点在此次风险事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它直接以辟谣、解释、普及、告知等方式展示了官方的态度及主体性群众的观点，并间接影响了后期信息资源的分流与传播机会的再造。
4.社区圈层：理性怀疑的凸显与情绪宣泄的并和
诸多研究表明，计算机媒介传播(CMC)足以维持有意义的长期关系，使在远距离上维持文化联系成为可能，并基于互联网的新通信技术促成一种“外在互动”(outeraction)效应，从而提供了超越信息交流、更高层次的个人连通〔6〕。比起以往突发事件的大量谣言滋生以及无端的谩骂，此次作为以网络相邻的社会群体或相邻机构而形成的网民共同体――社区圈层(如天涯、猫扑社区、百度贴吧以及各大BBS论坛)发现的却是大量诸如“天津事件究竟如何避免”“信息为何公开”“先别着急感动”“天津如何问责”等网民理性的质疑与诸如“牺牲消防员最小才18岁”“人性光辉在爆炸中”等情绪宣泄内容。应该说，此次社区圈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民趋于理性并探求真相的舆论表达，而夹杂的情绪宣泄也是自媒体时代的标志之一。 罗家德认为，社会学理论如果总停留在大型理论阶段，则实证研究很难衔接，必须由大型理论到中层理论，再发展奥可验证的、制定清楚的因果模型，环环相扣〔7〕。图1为此次事件的互联网传播圈层的立体式展现。
图1天津“8.12”事故传播圈层的结构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双微”圈层建构了此次事故的大部分信息。社区圈层与“双微圈层”重合的部分承担了网民质疑与宣泄的功能，而四个箭头表明其信息向外围的扩散，被外媒圈层所多维度报道。组织圈层立体式的居于图层上方，表明其经过提纯与组织性的选择，呈现出最为明显的结构化信息表达，从而展现了整体信息流的传播路径与图景。
二、响应路径：多维度舆论生成的转合“响应潮”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传播信息和视角的网络”。按照这种模式，媒体应把人民所关注的事务由边缘向中心传输，应当引发公共讨论并使之成为“有特定主题的公共舆论”〔1〕。就天津爆炸引发的诸如人员抢救、爆炸善后、市民疏散、企业情况、物资救援等特定主题的公众舆论，互联网及新媒体所代表的民间响应比起主流媒体所建构的场域，呈现出了更大的话语合意空间，在多维度呈现出了不同的“响应潮”，推动着舆论场域的张力变更。
1.0～24小时：舆论批评――质疑媒体不作为与悲情美学的爆发
截至8月13日16：00时(爆炸发生后16小时)，微话题#天津塘沽大爆炸#相关阅读量已超过11亿，相关报道及转载共计7010篇，微博主贴共计119万条。在此阶段舆论的整体响应③如图2所示。图216小时内舆情响应内容的分布从图2可见，此阶段舆情呈现特点为“批评潮”――主要是批评与质疑天津本地媒体未能及时报道事故消息，舆论指责“天津是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头条新闻”“财经网”“凤凰卫视”等20多家认证微博纷纷谴责天津卫视在事故发生后播出韩剧的行为与方式。而且，天津卫视、天津发布、天津消防等本地官微发布的“祈求伤亡数字可以停止”“众志成城”等非信息性消息引发公众反感，指责事故发生时媒体应报道的是事实性新闻而非大打悲情牌。与此同时，对于政府救援水平的质疑以及消防职业化、追问事故细节、讨论城市建构等舆情响应也纷纷凸显。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爆炸发生的24小时内，舆论批评夹杂着大量的悲情宣泄及不明确信息，这些信息在网络多个圈层传递，如“逆火而行，最帅的人”“如果回不来，你爸是我爸”等悲情信息;“爆炸原因系乙醇罐爆炸”“空气污染影响北京”“现场消防员全部牺牲”“CNN记者采访被阻”等不实谣言的大量传播，使得本该在突发事件后提供大量真实信息、把握传播方向、引导社会正确舆论的新闻媒体及传播平台变成了谣言与悲情滋生之地，使媒体成为了众矢之的，变成了舆论攻击的对象，让媒体形象及公信力再次受到质疑。
2.24～72小时：舆论转弯――质疑企业、谣言扩散与新闻发布会
第一阶段情绪宣泄后，在随后的3天内舆论开始多维度的逐渐转合，信息传播从“爆炸式”扩散开始向深度性转合。人们开始从专业角度来质疑与探索有害气体、预防灾难、危险品储存等事故的延伸性领域。这一阶段最大的关注点来自涉事企业瑞海公司，人们对瑞海公司的负责人、运营资质、经营范围、消防安全等进行了质疑，其负责人“只峰”更因与天津市原副市长只升华同姓而遭到舆情质疑。而其他谣言在此阶段持续性发酵并扩散，如“九个中队无一人生还”“氰化物雨水成剧毒”等谣言在自媒体平台被刻意的放大，更有甚者以科普的名义进行诈骗行为。可以说，此阶段舆论响应转为多元化声音，但“众声喧哗”下未有权威的信息来源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与疏导，言论感性化、情绪化依然较强，因而官方第一次正面回答的新闻发布会却再次激发起了群体极化效应。官方在72小时内举行了5次发布会，具体内容见表3。表3官方发布会信息及舆情爆点统计
从这5次发布会可以看出，官方就死亡人数、安置人员、救援情况、污染物处理、水与空气安全等公共议题进行了说明与解释，一定程度上缓解与释疑了第一阶段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缺乏传播技巧与应对技能，其大量模棱两可的回答如“暂时说不清楚”、“还是蛮远的”、“这个情况还不了解”以及记者提问被中断、家属冲击现场等情况持续性的刺激了舆情的爆点，本应该解释真相、疏导情绪、引导舆论的新闻发布会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3.72小时后：舆论高位――复杂多元的突发信息舆情爆点不断
从表3可见，本应带有强制纠正与匡扶作用的官方发布会，却因为语境与信息的不明确使得现场仪式化作用降低，即使是72小时后后续的发布会，也造成了舆论再次的爆点，并长时期的处于高位。应该说，线性单向度传播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的理性效果是在风险事件后期舆论主导中起到“自我修正”的作用，是匡扶实践、响应谣言的最佳节点之一。然而，此次系列发布会直播几乎每场断层，且充斥着“官谣”以及非形式逻辑的自我判断，降低了整体传播的信息含量，表现出了强制性信息错置以及公众单向度的忽略心理，从而导致了后续更多舆情质疑的兴起。
应该说，此次舆论响应路径符合突发事件通过信息链接来进行逻辑论证的传统模式，既有为驳舆论场中松散信息而存在的强制性说服(官方发布会、官方微博、订阅公众号等)，又有着以论辩或质疑形式存在的商讨性劝服(大量存在于微博、微信、社区等场域的个人意见发布)。但此次舆论响应长时期保持着高位，既有着一定的事件功能效应，却也凸显了在响应机制节点上的认知断层、把控失误以及风险预判的缺失。这些都会导致舆论的“不怀好意”以及主流与民间场域话语合意空间的变更。
4.响应反思：双立场传播疏导中的思考与预判
通过对传播圈层的梳理以及响应路径的内容分析，我们清晰的发现虽然互联网的一些结构性障碍可能会妨碍传播路径，但信息流的实际格局却显示出一个完全互联的系统，这使得一个匀质普遍信念体系的趋同存在可能〔6〕。在此次风险事件后，舆论的响应机制给予了我们新的传播启示，有利于我们反思在政府立场与媒介立场之间如何完善与把控这一信念体系。 就政府立场来说，应注重思维转变下的信息公开与情感话语的使用。在互联网传播圈层中已不存有新闻的绝对盲点，强制遮掩、任其发展、忽视反馈、逃避信息等方式都会错过信息公开的最佳时机，也会给予谣言噪音污染与遮蔽正常传播渠道与场域的机会。从传播后果看，一味对于信息的遮掩、瞒报，甚至延后都会使得尚未呈现自身倾向性观点与效能的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从而降低自身的信誉度，让政府公信力为某一事故“背书”，无异于将其公权错置。因此，事故发生后政府应尽快全面了解信息的真实性，并以其主管的大众传播工具对舆论场域进行主动的议程设置，因政府力量的介入既可以帮助事情的解决，又可防范事故连锁反应的发生。同时，在新闻发布会这类重构信息式的节点中，应特别注意情感话语的运用。情感话语应包括明确与隐含情感的描述、转述、评论性语言，它是在行动反应之后最能够引起舆论情绪量变及质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甬温动车事故中，发言人王勇平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以及此次事故中“不是我的职责”等太过于冷漠的“官腔”“套话”凸显了相关处理人人文关怀的缺失，从而再次促使次生舆情。
就媒介立场来说，应注重监督质疑中的风险预判与自净功能。监督质疑乃媒介本质责任，但此次事件表明媒介还应担有风险预判之责，即当舆情进行到某一阶段时，媒体应收集场域时间段内的中外媒体的核心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得出下一阶段可能产生的舆情转合及应对措施。如当爆炸离居民区较近发生时，媒体就应敏锐的意识到“邻避运动”讨论的升级;当爆炸事故确定系人为时，其追责与问责之声也将凸显;当死伤人员公布之时，情绪安抚及后续赔偿将会成为关键……可以说，风险预判将成为媒介未来主导舆论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此次传播圈层的描绘表明了信息流的传播路径，也暗示了媒体“信息自净”的圈层范畴。不同于传统辟谣的外力论证模式，在互联网视域下，媒体应自觉加强不同圈层相对互动的自净功能，让其以粗放式的传播转向更为清晰化、精细化的传播结构模式。
三、结语“社会化媒体不仅改变着营销的模式，也改变着整个传播模式与传播格局”〔8〕。天津“8.12”滨海爆炸事故已经表明在现有的媒介图景及传播格局中，互联网的传播圈层模式已经呈现出一种雏形或趋势，在风险性事件中其促生的“碎片化”信息凝聚、响应机制的局部调整以及社会媒介场域的重构，这些都会被放大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因此，梳理其传播路径，通过相关信息在圈层中的扩散寻找到一条可持续建构的主流价值信(下转107页)息链，便成为了在互联网场域下引导舆论、建立响应机制的核心，也是促使其在媒介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响应风险事件的信息建构、升级、传播、认知，甚至转向更为多元的公众领域服务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13日4：00以后传统媒体介入逐步加深，微博场域开始增加对其他亚文化领域(献血救人，物资救援，粉尘影响等)的关注，信源从普通用户和官V转变成为用户、大V，认证微博(企事业单位)为主的信息建构。信源增多，内容量大，信息建构愈加丰富，同时也开始滋生谣言与悲情宣泄。
②数据统计来源北京艾利艾智库/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2015年8月14日舆情分析报告。
③微博因开放性大，平台广而容易产生舆论自净力，但封闭的微信平台及社区圈层则相对较弱。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卡伦.媒介与权利(第一版)〔M〕.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275，190，130，275.
〔2〕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M〕.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20.
〔3〕戴维・诺克.社会网络分析〔M〕.杨松，李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9.
〔4〕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
〔5〕申荷永.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勒温的动力心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64.
〔6〕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M〕.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31，129.
〔7〕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
〔8〕唐兴通.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策略与方法(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