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
《亲爱的安德烈》是由着名作家龙应台和她的儿子合着的一本书，书中摘录了一位母亲与她的儿子通过信件来互相了解的内容。下面是小编向各位推荐的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一
这个星期，我读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令我感触颇深。
《亲爱的安德烈》是由着名作家龙应台和她的儿子合着的一本书，书中摘录了一位母亲与她的儿子通过信件来互相了解，大意是：在安德烈十四岁时，龙应台离开欧洲，前往台北任职，于是，这对母子暂时的分开了，等到卸任再回儿子身边，安德烈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龙应台发现，四年间，儿子长大了，母子间却多了一堵无形的墙，如往往在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上，双方多次出现分歧，龙应台感到儿子变了，他们是不同的两代人，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的时间，以书信的方式，进入了对方的世界、心灵，龙应台“第一次了解了自己十八岁的儿子”，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书中安德烈向母亲这样写道：”妈妈，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和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舍‘”，书中不乏这样的片段，语言犀利，点名了安德烈不希望妈妈还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希望自己能独立，能长大。
就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个的例子。我的一个好朋友——婷婷，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优异，是他们班的班长，是一个有个性，有创意的女生，在他们班，她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有特别多的好朋友，活泼又开朗，但是，回到家中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沉默不语，每天回到家就埋头写作业，把自己闷在房间里，不喜欢和家人交流，把心灵的窗子也关得紧紧地，似乎不想让一丝阳光照射进来。在家中不喜欢和父母倾谈，她总是说与父母没有话题可聊，但是和我在一起时，她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学校发生的趣事、她的好朋友的情况、她在学校的表现等等。后来，我与她进行了很深刻的一次交流，才知道：婷婷的爸爸又经常出差，所以没有时间与爸爸妈妈交流。
我和她是有一些区别的，我喜欢倾诉，总觉得快乐的事情应该与每个人分享，所以，我是很喜欢和爸爸妈妈聊天，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也会很快乐，这就让我感受到父母其实很关心我，她们在倾听我的话，我们在一起学习，他们在陪伴我成长。而婷婷不喜欢与父母交谈，觉得自己与父母之间有代沟，无法沟通，因为现在的青少年都比较新潮，对网络的词汇比较熟悉，而有些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到底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儿女又总是说些网络潮语，就导致家长和儿女只见没有共同语言，婷婷的内心也就更加封闭了……
读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婷婷，希望她能通过阅读这本书，理解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因为生活的重担，使他们有些无暇顾及你的一些喜好，书中的一句话点明了多少青少年想摆脱父母，独立生活的心声：“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还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恐怕婷婷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吧!使婷婷与爸爸妈妈之间的隔阂能够慢慢被清除，变回那个开朗大方的她。龙应台知道了儿子的想法，相信只要婷婷主动与父母交流，父母一定会知道她的想法的吧!
我希望天下的父母看这本书，让同学们阅读这本书!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二
谈人生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反问7，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外一个时间里，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好，我想去过去，去看孔子时期的中国，而那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做出伟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去穿每一条巷子，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传出来的语音，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出席每一场露天剧场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没有灯光的土地上，在素朴原型的天和地之间，人，怎么做爱，怎么生产，怎么辩论，怎么思索，怎么超越自我，怎么创造文明
谈工作
在现代的生活架构中，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的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的，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终极的服务对象，安德烈，万水千山走遍，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谈教育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谈父母子女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谈价值观
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谈两座城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
谈城市文化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谈龙应台的18岁
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