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2017-05-16

庐山会议前,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鸣。然而,这次发言却让张闻天的政治生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希望大家喜欢。

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坚持

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原名应皋(也作荫皋),曾化名洛甫,字闻天;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张闻天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执著地追求真理。他作风民主,性格刚直、坚韧,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尽管明知前方阴云密布,狂风骤雨,但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正如他喜欢的一副对联所描述的那样:“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同样为了坚持真理,畅言自己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看法。在他准备发言提纲的过程中以及发言的当天,庐山会议形势已经逆转,田家英和胡乔木都去过电话,让他别讲“大炼钢铁”的问题或者少讲一些,但他主意已定,义无反顾。他答道:“‘物不得其平则鸣’,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这简短的11个字,表现了张闻天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尚品格。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为了真理,明知再继续说下去会对自己不利,可他已全然不顾。

那天下午,他在小组会上足足讲了3个小时,一共讲了13个问题。他的发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在讲到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就因为这篇发言,张闻天成了“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副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要明哲保身,在那种气氛下,他可以不去捅那个“马蜂窝”,但是他如骨鲠在喉,不吐就是不快。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接触实际,勤于思考,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光明磊落、心底无私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的官越做越小,可他思考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他那正直刚毅的品格为后人所传颂。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

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 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

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并不是“算帐派”。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说,要精打细算,要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变面貌的条件,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反对满不在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 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中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

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十一、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人,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一点更不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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