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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未来
摘 要：1874年，雨果以《九三年》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政治小说为他的写作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然而隐藏在《九三年》背后的那些思考，却从未停止过。本文将分别从作者在小说中对暴力和革命问题所表明的立场出发，对小说中对照手法进行探讨，并关注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关键词：《九三年》;暴力;革命;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曲敬华(1969-)，女，黑龙江望奎人，硕士，大庆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处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在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永久沉睡着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曾写过这样一部作品，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就是维克多·雨果，这部作品就是《九三年》。
《九三年》是欧洲文学史上一部富有史诗性质的政治小说，也是雨果的封笔之作。小说以一七九三年法国旺代地区共和党对保皇党的清剿斗争为题材，生动地勾勒出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事实，再现历史的同时，通过人物形象、不同阶级等的对照，以一段戏剧性的结尾向世人抛出了一个关于暴力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并对绝对的人道主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一、人物形象自身的对照
这一点在西穆尔登的身上体现地最为明显。笔者认为，西穆尔登是这部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因为他的善良和绝对，更因为他的矛盾。
其实他是一个沦落者，一个社会弃儿，一个从第一等级被动地投掷到第三等级的破落户。他当过教士，表面风光而受人尊敬，殊不知，宗教的清规戒律和封建的森严制度不仅没有让他心生自豪，反而使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所应拥有的情感和生活;他学习努力，但科学的大发现彻底破坏了他和他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改变，而是毁灭。因此，他憎恨这个社会，憎恨旧制度，憎恨君主专制。实际上，自从被社会抛弃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平民代表，就是第三等级，他已经沉默很久了，现在必须爆发，因此，他走向了铁血革命。
革命中的西穆尔登和郎德纳克同样残暴，但又有本质的不同，正如小说中所说：侯爵和教士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前者的苦笑中充满了阴影和暮气，而后者那写着预言的额头上却闪烁着黎明的曙光。他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羊，仍然有一颗纯洁而忧郁的良心，仍然怀有正义感。他关心穷人，作为家庭教师，对待郭文无微不至，并把他培养成了一位学识渊博、忠勇仁慈的有为青年。面对穷人和郭文，面对第三等级时，西穆尔登是真诚热情而勇于牺牲的。
然而，更痛彻心扉的过去决定了他不会也不可能原谅那个放走朗德纳克的人，“西穆尔登认为郭文的想法走得太远了……对随时都在扼杀革命的敌人宽恕就是在阻止革命前进”1，因此他选择杀死郭文，也选择自杀，因为他无法在两难处境中找到中和点。在这里，“雨果出于人性的怜悯，让西穆尔登开枪杀死了自己，从他选择的结果中逃了出去”2，是的，他用这幕悲剧演绎了革命的偏狭和固执，但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心中那份纯粹无私的情感。身处九三年的风口浪尖上，不允许有丝毫的退让，为了革命的胜利，他只能走下去。既然不能拯救郭文，那就和他一起死去。其实西穆尔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富有人道主义情感的人，他反抗中央集权，怜悯生命，只是太不巧，命运偏偏把他夹在了两者中间，让他走进了矛盾的死胡同，他只能以死解脱。所以，西穆尔登的双重人格是相互统一的，忠于革命不辜良心，这种对照是至高无上的忠诚，是父爱如山的沉重，更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巧妙手段—看似相悖，实则大同。
二、阶级与阶级的对照
18世纪下半期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等级制度森严，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由西穆尔登脱离教门的选择可以想象教士们的虚伪无道;第二等级是贵族，郎德纳克就是典型;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小说中的乞丐退尔马克就是平民，郭文虽然出身贵族，但却发展为资产阶级。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差异，成为了《九三年》对照手法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郎德纳克身为贵族，和教士一起享有特权，两个等级不足10%的人口却占有全国1/3以上的土地，并且不用缴纳赋税，反过来第三等级则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和贡赋，生活贫困，资产阶级虽然有钱有文化，手中却无权，这种极不平等的现状，必然引发革命。很明显，“侯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他是很真诚的人……他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主义，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奋斗”3，阴险冷漠的郎德纳克誓死捍卫保皇党，甚至不惜一切手段与共和党抗衡，维护自己封建领主的地位和既得利益。雨果对他的塑造，正是以点带面，纵然他有多么的可耻卑劣，那也是贵族的阶级特征使然。至于结尾他救孩子的动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出于他贵族身份的特殊要求—救无辜的孩子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他高贵品质的外现。郎德纳克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个人，也不是阶级，而是阶级背后濒临破产的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丑恶愚顽。
而隶属于第三等级的乞丐退尔马克一出现就和郎德纳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退尔马克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也不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只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乞讨，他明明知道揭发郎德纳克可以得到六万法郎，却救了他。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只是出于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是平等观的自然流露，当然这里还夹杂对郎德纳克在自己曾经没有口粮时的施舍的一份感恩。虽然后来退尔马克懊悔救了他，但悉心照料胡佛莎作为补偿，又是有忏悔精神的。总之，退尔马克的出现与郎德纳克形成了一暗一明的对照，他的善良博爱，虽然不像郭文那样，用战争发动革命，但却代表了一大部分底层群众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而且对这个形象的刻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小说只有战争人物和心理的不足。
另外作为共和党的军官，郭文所代表的则是资产阶级，这又形成了一个突出的对照。他虽然是郎德纳克的侄孙，但却不是贵族，而是第三等级的领袖。他“是善、同情、人性即人道主义的代表”4，从小师从西穆尔登，知识和人格上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生活中平易近人，战场上英勇无比，不伤害老人、女人和孩子，当然，这也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的，他在小说中同郎德纳克一样，代表的仍然是一个团体，而非个人。他放走郎德纳克，起主要作用的是人道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比罗伯斯庇尔进步，比他聪明。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符合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的，但却结合了革命和人道。一方面，他爱憎分明宽待俘虏，尽管敌人是自己的爷爷，仍坚决地战斗到底;另一方面，放走郎德纳克，不是因为亲人的关系，而是因为郎德纳克是立了功的战败者，是“兄弟”。因此，郭文的形象在小说中是有进步意义的，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芒。 这三个人之间的差异，就是法国18世纪末的等级差异，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是王权和人权，是封建和反封建，是非人道和人道的鲜明对照。
三、恐怖政治与人道主义的对照
贯穿于《九三年》中的两大思想毋庸置疑地归属于恐怖政治和人道主义，这也在小说中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对照效果。
恐怖政治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得到了大肆推广和使用，毋庸置疑铁血革命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是正确而且功劳极大的。众所周知，18世纪末的法国遭遇财政危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导致国内人民生活举步维艰，而同时国外反法联盟的威胁日益扩大，可以说法国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两难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吉伦特派，无论是《人权宣言》还是土地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粮价仍然暴涨，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是一片混乱，毫无生机。之所以两个派别的统治都没有挽救得了法国，反而激起了社会矛盾，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手段不可能一刀见血，更谈不上改变现状了。恰恰在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出现可以说是法国的幸运，因为只有他的革命措施最立竿见影，只有他给予了农民支配土地的绝对权力，只有他将外国干涉军赶出了国境，也只有他敢于实行恐怖政策。所以，不管后来他是否一意孤行，至少他曾挽救了法国，更不愧是法兰西的民族英雄。
但罗伯斯庇尔又是可悲的、固执的，“雨果正面肯定了革命是人道的集中体现、肯定了武装保卫革命政权平定旺岱叛乱的正当和必要，同时又批判了以‘革命’的名义不施人道的暴力恐怖，是革命与人道统一、以人道为革命的前提与归宿的人道主义”5。雨果让资产阶级放走了贵族，不只是对人道的赞美，也预示了这样的革命仍然不会胜利，在恐怖和人道之间，要有一个度量去平衡，适可而止最好。正如郭文放走了郎德纳克，西穆尔登处死了郭文一样，前者缺乏恐怖的坚定和果敢，后者少了人道的理解和胸怀，不一样的立场，同样的结局。
虽然《九三年》的结局以死亡收场，但雨果仍是给了读者曙光的，无论是西穆尔登还是郎德纳克，无论是退尔马克抑或是郭文，以他们为基点，我们都能够做到窥一斑而知全貌，他们之间的对照，展现的都是各自阶级背后所隐藏的不同属性，而正是这些不同，引发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也成就了这样一部历史巨作，更完满了雨果的文学生命。
参考文献：
1、毕娟.<九三年>中革命问题的分析[J] .文史博览，2006(11)：30-31页.
2、胡迟.选择的艰难—重读雨果的<九三年>[J].名作欣赏，1998(03)：8-11页.
3、孔庆东.<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J].天涯，2005(01)：15-22页。
4、仵从巨.“革命”与“人道”关系质疑—关于<九三年>评论中的一个问题[J].南都学坛，2004(06)：77—81页.
5、湖晴.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待续)—<双城记>、<九三年>、<日瓦戈医生>之比较[J].南京高师学报，1998(01)：3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