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饮食文化有什么特色
对于过去春秋时期，人们的饮食有什么特色的呢?下面小编整理了春秋时期饮食文化以供大家阅读。
春秋时期饮食结构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饮食结构与商周一样，仍然是以谷物为主食，以蔬菜、肉类、水产、果类为副食。
主食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的粮食作物仍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主食，但是比重有所变化，如商周时期文献中经常提到黍稷，到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多的是“粟菽”并重。如：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重令》)
“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聚粟菽，是以粟菽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中》)
“贤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章句上》)
粟是小米，自春秋战国以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汉代还成为口粮的代称，如《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菽就是大豆，在粮食中的地位也比过去提高，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石磨的发明，改变了大豆的食用方式。过去是直接将大豆煮成豆饭吃，而大豆又是很难煮烂的，食用就很不方便。有了石磨，就可将大豆磨成粉和豆浆，食用起来就很方便。同时，大豆又是一种耐瘠保收的作物，青黄不接之时可以救急充饥，此外，大豆的根部有丰富的根瘤菌，可以肥田，有利于下茬作物的生长，所以大豆的种植就日益广泛。
同样的道理，过去食用麦子也是采用粒食方法，直接煮成麦饭食用，不易消化。用石磨将麦子磨成面粉，粒食就改为粉食，可以蒸煮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既可口又易于消化，极受民众的欢迎。小麦又是一种越冬作物，可以和粟等粮食作物轮作，提高复种指数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是解决青黄不接之时的重要口粮，于是在汉代就得到政府的重视，大力推广种植。《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建议汉武帝令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其后，轻车都尉、农学家汜胜之又“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1)东汉安帝时也“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2)于是，自汉以后小麦就与粟成为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作为南方主粮的水稻，虽然早在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已有种植，但面积不大，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很小，一直到春秋时期还是珍贵的食物，《论语·阳货》说：“食乎稻，衣乎锦，于汝安乎?”可见只有上层贵族才能食用稻米，其种植自然不广。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整个南方都归入版图，稻米在全国粮食中的比重也就加大。同时也促进北方水田的发展，因此记述北方耕作技术的农书《氾胜之书》就辟有专章介绍水稻的种植技术，指出“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张堪引潮自河水灌溉，“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区)开稻田八千余顷。”(3)由此亦可想见，北方种植水稻的规模已相当可观。
副食
由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和园圃业以及水产养殖与捕捞业都很发达，所以这一时期的副食品也非常丰富多样。
肉类食品
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民们“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韩非子·难二》)当时的“六畜”是指马牛羊鸡犬猪，即《苟子·荣辱》所说的：“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牛马主要作为农耕和交通的动力，肉食主要靠猪羊鸡狗等小牲畜。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也。”当然这肉食也和锦衣稻食一样，是统治者才能终日享受，所以“肉食者”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同义词，著名的曹刿论战故事中，就大骂“肉食者鄙!”(《左传·庄公十年》)到了汉代，人们更加重视小家畜的饲养以解决肉食问题。如西汉黄霸为河南颖川太守时，“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汉书·黄霸传》)龚遂为河北渤海太守时，命令农民“家二母彘、五鸡。”(《汉书·龚遂传》)东汉僮仲为山东不其(今即墨)县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齐民要术·序》)尤其是养猪业普遍得到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养猪的好处：“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盐铁论·散不足》)此外，在秦汉时期，鸭、鹅与鸡已成为三大家禽。据《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既作新丰衢巷……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各地汉墓中也经常出土陶鸡、陶鸭和陶鹅，也反映了当时家禽饲养的盛况。此外，战国秦汉时期的肉食中还有一突出特点，就是盛行吃狗肉。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屠宰狗为职业的屠夫，如战国时期的聂政：“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史记·聂政列传》)荆轲则“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史记-荆轲列传》)西汉开国将领樊哙在年青时候就是“以屠狗为事。”(《汉书·樊哙传》)这么多人以屠狗为职业，可见当时食狗肉之风的兴盛，因此各地汉墓中经常有陶狗出土，也可作为旁证的实物。
当然，肉类食品中除了家养的畜禽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狩猎而来的野生动物，种类与商周时期的猎物差不多，限于篇幅，暂且从略。
水产品
鱼、鳖是人们喜爱的副食品之一，孟子的名句“鱼者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与熊掌相比，鱼是日常易得之食品。孟子又说：“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既然是“不可胜食”，可见食鱼是平常现象。相传为屈原弟子所作的《大招》中也有“煎鲼月臃雀”诗句。“煎鰿”就是煎煮鲫鱼，是当时楚国宫室饮食中之美味。相对而言，鳖的饲养和捕捞较为不易，故鳖类比鱼类更为珍贵些。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国送鼋(大鳖)给郑灵公，宋子公在灵公处看到后对人说：“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鳖被称为“异味”，自然是难得的珍味，又是作为赠送王侯之礼品，可见其珍贵之程度。此外，屈原的《招魂》中也有“胹鳖炮羔”句，“胹鳖”就是炖鳖之意。
秦汉时期，养鱼业更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水居千石鱼陂……亦可比千乘之家。”张守节“正义”曰：“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可见养鱼规模之大和收入之可观。不但民间普遍养鱼，连汉代政府也在皇宫园池中养鱼，供祭祀之外，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如《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馀付长安市卖之。”至于南方及沿海地区，水产品更为丰富，如“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齐山带海……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水产品种类很多，《急就篇》中提到的有鲤、鲋、蟹、鱓、鲐、虾等。《说文解字》记载的鱼类名称更多达95个。看来，鲤鱼是当时食用最普遍的鱼类，因为《急就篇》和《释名》都将鲤鱼列在首位。因此枚乘《七发》中叙述“天下之至美(味)”时，鱼类中只提到“鲜鲤之鲙。”与战国时期一样，秦汉也视龟鳖之类为珍味。王粲《七释》中开列的美食中就有“鼋羹”(4)。王褒《僮约》提到的两道待客佳肴便是“脍鱼炰鳖”。桓麟《七说》中则赞美：“河鼋之美，齐以兰梅，芬芳甘旨，未咽先滋。”(5)简直是要让人垂涎三尺了。
蔬菜
由于园圃业的发达，蔬菜种植已经出现了商品性的生产，《史记·货殖列传》就指出：“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可见其收入之大。种植姜韭而能发财，当然是人们的需要量大，刺激菜农们大量生产。其种植的对象是以社会的需要为转移的。正如汉末曹植《籍田赋》所说的：“夫凡人之为园，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辛者植乎蓼。”(6)因此秦汉时期的蔬菜种类比先秦时期要多，据《急就篇》中提到的蔬菜就有葵、韭、葱、薤、蓼、苏、姜、芸、蒜、荠、芥、茱萸、芜菁、襄荷、芜荑等，其中很多直到今天还是常用蔬菜。《汜胜之书》中还辟有专门章节叙述瓜、瓠、芋的种植方法。《四民月令》中还提到豍、胡豆、(花)椒等，可见这几种也是汉代日常食用的蔬菜。此外，散见于其他文献中还有芹、菘、藕、笋、芦菔、苋菜等等。各地的春秋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常有蔬菜遗存出土。如湖北省当阳县金家山和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过葫芦籽，湖北省江陵县、广西贵县罗泊湾、江苏连云港等地的西汉墓中也出土过葫芦遗存。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中出土过生姜，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中出土过干菜，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可能是芹菜的菜叶，湖南省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过芥菜籽、冬葵籽、生姜、芋、笋、花椒等，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也出土过姜、芋、花椒等，山西省平陆县汉墓中出土过白菜籽和可能是葱的种子，江苏省邗江县甘泉西汉墓出土过可能是菠菜和蕹菜籽，新疆民丰发现汉代的萝卜和蔓菁实物，陕西省韩城县姚家坡的东汉墓里发现了薄荷(7)。以蔬菜实物下葬已成为当时的习俗，也说明这些蔬菜都是人们日常的主要蔬菜，才会企图带到另一世界中去继续享用。不过，在众多的蔬菜中又以葵、韭、藿、薤、葱等五种食用最为普遍，故有“五菜”之称(8)。
水果
《诗经》、《礼记》等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水果如桃、杏、李、枣、栗、梨、柿、梅、柑、橘、柚、奈、棣、棠……等，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仍是主要果树，其中尤以桃、李、梅、杏、枣五种水果最受人们重视，在《礼记》中被列为祭祀供品中的“五果”。并且培育出众多的品种。如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提到“上林苑”御花园中的李树就有15个品种：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猴李等，说明西汉时期在果树栽培技术上卓有成就。除了上述水果外，始见于秦汉文献记载的有葡萄、安石榴、胡桃、卢桔(枇杷)、杨梅、离枝(荔枝)、龙眼、林檎、槟榔、橄榄等，其中前三种是从西域引进中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良品种，如安邑之枣，燕、秦之栗、真定之梨，岭南之荔枝，蜀、汉、江陵之橘，并且进行大面积种植，发展商品性生产，许多人靠种植果树而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代开始形成餐后进食水果的习惯，“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9)上层社会还十分讲究水果的食用方式：“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曹丕《与吴质书》(10)，即夏季天气炎热，将水果放在冰凉的清泉水中浸泡使之透凉，吃起来自然清凉爽口。“设诸清流，一浮一藏。片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雕盘，幕以纤缔。甘侔蜜房，冷甚冰圭。”(12)即将甜瓜浸在清冷的泉水中让它浮沉，凉透后，再用金属刀子切成片状，装在雕漆果盘中，上面还要盖上轻薄的纱巾以防蚊蝇叮咬。这样的瓜片吃起来自然赛过蜜甜，凉爽如冰。由此亦可想见，水果的食用在汉代饮食文化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饮料
这一时期的饮料除了开水以外，主要是浆、乳、酒、茶。《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即普通穷人的日常生活也需饮料。这“一瓢饮”主要是饮水，但也包括饮其他饮料。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饮料之一就是浆，《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西汉也是如此。如《史记·货殖列传》说：“浆千甔……此亦比千乘之家。”既然有人是靠卖浆而发家致富，可见社会需要量很大，才有人进行专业性经营。《周礼·天官·酒正》郑玄注：“浆，今之哉浆也。”贾公彦疏：“米汁相载，汉时名‘哉浆’。”《说文解字》“酉部”：“酨，酢浆也。”可见是用米汁制成带酸性的饮料。此外还有添加各种原料的浆。如《三国志·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载袁术兵败，正值酷暑，饥渴较困，“欲得蜜浆，又无蜜”，结果羞愤而死。可知是一种加蜂蜜的甜浆。《汉书·郊祀志》记载《郊祀歌》第十二章：“奉尊柘浆析朝酲。”柘浆就是以甘蔗汁为饮料，既然可以“析朝酲”，当是在饮酒之后喝，用来解酒，已成为一种饮食习惯。另外，《礼记·内则》郑玄在注释“醷”时说：“梅浆也。”可见是一种添加酸梅汁之类的酸性饮料。《楚辞·九歌》中还有“尊桂酒兮椒浆”，“援北斗兮酌桂浆也”，则是掺有花椒之类原料的带辣味的浆和添加桂花带有香味的饮料。总之，汉代的饮料是多种多样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设挏马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应劭注曰：“主乳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饮，因以名官。”可知这种马乳好似今天的酸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十问》中有句：“饮走兽泉英，可以却老复壮。”这里的“走兽”是指牛羊等家畜，“泉英”则是指牛羊奶，强调可以“却老复壮”，可知当时饮的酸奶是为了增加营养。当时也将牛羊乳汁发酵制成奶酪食用。《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汉官仪》记载西汉杨恽“养羊酤酪，以供伏腊之费。”《释名·释饮食》：“酪，泽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泽也。”看来，乳酪是两千年前颇受欢迎的保健食品。
当然，秦汉时期最盛行的饮料仍然是酒。许多地方以产酒出名，如广西苍梧的“缥清”、河北中山的“冬酿”、湖南衡阳的“醽醁”、浙江会稽的“稻米清”、湖北光化的“酂白”、湖北宜城的“宜城醪”、野王县的“甘醪酒”、陕西关中的“白簿”等(11)。秦汉时期洒的种类也较先秦为多，除了用粮食为原料的黍酒、稻酒、秫酒、稗米酒之外，还有以水果为原料的果酒，如葡萄酒、甘蔗酒等。《神农本草经》“蒲萄”：“(蒲萄)生山谷，……可作酒。”《后汉书·宦者列传》注引《三辅决录》记载东汉孟佗送张让“蒲桃酒一斗”，张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见葡萄酒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孟佗才可以用它来开后门买官。甘蔗酒在当时也称为“金酒”，《西京杂记》卷四引枚乘《柳赋》：“爵献金浆之醪。”并解释说：“梁人做诸蔗酒，名金浆。”以金来形容酒浆，可见也是一种名贵的酒。此外还有加入香料的，如上述《楚辞》的“尊桂酒兮椒浆。”“桂酒”应是加入桂花的酒，直到今天，桂花酒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汉代已经讲究酒的色、香、味，并以酒的色、香、味作为特色来命名，如旨酒、香酒、恬酒、甘醴、黄酒、白酒、金浆醪、*[酉+令]醁、缥酒等。《释名·释饮食》中沿用《周礼·天官·酒正》的说法，将汉代酒的颜色概括为五种：缇齐、盎齐、汎齐、沈齐、醴齐。汉代人特别喜欢淡青色的缥酒，如枚乘《柳赋》中有“罇盈缥玉”的描写，曹植《酒赋》则描写为“素蚁浮萍”。而缥酒中最为著名的是广西苍梧地区所产，故有“苍梧缥清”之称(12)。也有以酿造时间的长短来为酒取名的，如《释名·释饮食》提到的*[泽去氵加酉]酒：“*[泽去氵加酉]酒，久酿酉泽也。”《札记·月令》郑玄注的酎酒：“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这些都是酿造时间较长的酒。醴酒的酿造时间较短，《释名·释饮食》即说：“醴，礼也，酿之一宿而成礼，有酒味而已也。”《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刘交款待不善饮酒的穆生时，特地为其安排醴酒，可见醴酒的酒精度数较低，类似今天的甜酒酿。与醴酒类似的是醪酒，都是用粮食为原料，酿造时间较短的酒，西汉文帝曾在诏中指出“为酒醪以靡谷者多。”(13)即酿制醪酒要耗费粮食很多。醪酒中著名的就是前述甘醪酒、宜城醪等等，曹植《酒赋》说“其味有宜城醪醴”，既然醪醴并提，可见是同类的甜酒，至今民间饮食的甜酒糟还称为“醪糟”。
茶是汉代才新兴起来的饮料。至今为止，尚没有发现有明确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先秦时期已经盛行饮茶。目前最早的资料就是西汉中期王褒《僮约》中的“烹荼尽具”、“武都买荼”两句。荼即是茶。武都在四川的彭山一带，王褒在成都却要僮仆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买茶，可见茶不是到处都可得到的东西，而彭山地区至今仍是重要的产茶区，这说明彭山在西汉时期市场上已经有茶叶出售，茶叶既然成为商品，则当时必定形成饮茶风气。《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出产“香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什邡县“山出好茶。”也证明四川地区是当时最重要的饮茶区和产茶区。东汉之后，饮茶之风已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东吴大臣韦曜不会饮酒，吴帝孙皓“密赐茶以当酒。”既然以茶当酒，则茶已经是日常很普及的饮了。
春秋时期饮食文化习惯
进食方式 这一时期还没有发明桌椅，人们进食时仍然席地而坐，要将盛有食物的餐具放在食者面前的案上。食案的形状一般都是长方形，下面有四个短脚，案面上四旁有一道突起的周边，以防止食器滑出。在汉代，还有一种圆形的食案，下部为三足。案在汉代更为普及，各地汉墓中出土过很多实物，其中尤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矮足漆案最为精美，案面和周边上都绘有红黑两色纹饰，出土时案上还放置着漆杯、漆盘、漆卮和竹箸(16)。《汉书·外戚传下》记载宣帝许皇后朝见皇太后时，“亲奉案上食”。《后汉书·梁鸿列传》亦记载梁鸿之妻“为具食，不敢为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可见食案的使用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矮足漆案上放置的一双竹箸。说明箸已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主要食具。据先秦文献记载，箸是用来夹取羹汤中的食物。《礼记·曲礼》：“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但是该漆案上除了放置1个漆卮和5个漆杯外，只放置5个漆盘。而漆盘是不适宜用来盛放羹汤的，应是盛放不带汤水的菜肴。可见，至少到了西汉时期，箸已用来夹取其它食物，是人们进食时的主要器具。《汉书·周勃传附子亚夫》记载汉景帝赐周亚夫饮食，因没有提供箸，“亚夫心不平，顾渭尚席取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和曹操一起进餐，煮酒论英雄，刘备一慌张，就“失匕箸。”都反映箸的使用很普遍。考古实物也证实这一情况。如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出土10件竹箸，长24.5、径0.3—0.5厘米，还出土装竹箸的箸笼。一墓出土10件竹箸以及箸笼的出现，也表明箸已不是偶然使用的器具。此外，还有金属箸的出土，如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中出土过铁箸，四川成都东汉晚期墓出土过铜箸。而自商纣以来在皇宫使用的象牙、玉制的箸当也会在皇室贵族中使用(17)。
用于从羹汤中挑取食物的器具是匕和匙。如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铜匕和安徽阜阳文帝时汝阴侯墓中出土的玉柄漆匕，叶端略呈尖形，显然是为了便于切割和挑取食物。为了从食器中舀取羹汤，匕之叶面就逐渐演变凹度加深，成为匙状。南昌东郊西汉墓中出土的匙就类似现代的铜勺。山东枣庄西汉墓中也出土了灰陶匙(18)。
取食米饭的进食具在汉代叫做柶，也叫做*[木+虒]。《急就篇》颜师古注：“*[木+虒]，匕匙也，亦谓之柶。”《说文解字》“匕部”解释取饭之匕“一曰柶。”郑玄解释为：“柶，状如匕，以角为之，欲滑也。”用光滑的角柶来取饭，饭粒就不会粘在柶上，较为方便。
至于舀取酒水的器具勺，汉代称为枓。《说文解字》“木部”：“枓，勺也。”“杓，斜柄也。”《仪礼·士冠礼》郑玄注：“勺，尊升也，所以*[奭+斗]酒也。”安徽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铜勺其铭文径称为“斗”(19)。
由此可知，汉代的进食方式是以柶取饭，以箸夹菜，以匕匙取羹汤中食物，以勺舀取汤汁，而以斗来舀取酒水。
由于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不同，各自进食的时间和次数也不尽相同。如春秋时期的贵族每日至少进食三次。《论语·乡党》提到三餐“不时不食。”郑玄注云：“不时，非朝、夕、日中时。”明确指出三餐的时间是“朝、夕、日中。”西汉时的王公贵族仍是一日三餐。《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刘长因罪迁徙蜀地，朝廷仍给其诸侯王待遇，“皆日三食。”皇帝甚至一日要吃四餐。如《白虎通义·礼乐》记载西汉的礼制规定皇帝要日食四餐：“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食太阴之始也。”因为帝王日食四餐，故祭祀诸帝宗庙也是每日四次。《汉书·韦贤传》就记载日常祭祀诸帝宗庙是“日上四食。”但是秦汉时期的穷苦百姓，却每日只能吃两餐而已。《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这与《汉书·晁错传》中晁错所言“一日不再食则饥”是相符的。再食就是吃两次。甘肃居延汉简的简文也记录：“二月廿八日从居延来为孙幼卿出米三升廿九日朝三升莫三升。”(20)“朝三升，莫(暮)三升”，即早上煮三升米的饭，傍晚煮三升米的饭。东汉时甚至连一些官吏宫女都要吃两餐，如《后汉书·钟离意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曾下诏赐尚书属官“朝夕餐”，即朝夕各吃一餐饭。《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记载邓皇后减损后宫膳食，“朝夕一肉饭而已。”有意思的是，一日两餐制在中国曾流传很久时间，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江西省万安县还有“朝夕餐”的习俗，逢休息日，连机关食堂都只供应早晚两餐，真是源远流长。
饮食器具 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具基本上仍承继商周青铜食器的传统，到了秦汉时期，则无论是器形还是质地都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精美的漆器食具的出现，更是突出的成就。先秦时期流行的篮、簋、敦、豆等食器已消失，汉代使用的盛装食物的食具主要是鼎、壶、锺、钫、盒、盆、盘等。
鼎在先秦时期是烹调食物的器具，在青铜鼎的下部烧火可以煮熟(或加热)鼎中的食物。汉代的鼎则主要是用于盛装食物的盛器，特别是那些精美的漆鼎，更是无法用来烹煮食物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遣策就有“狗巾羹一鼎”、“牛苦羹一鼎”的记载，可见鼎已成为盛装食物的容器。
壶与锺都是盛装酒浆的容器，郑玄在注释《周礼·秋官·掌客》时说：“壶，酒器也。”《说文解字》“金部”说：“锺，酒器也。”壶与锺器形大致相同，从有铭文的锺之器形来看，锺的腹部比一般的壶腹要圆鼓些。而钫则是方形的壶。《说文解字》“金部”：“钫，方锺也。”汉墓中长有方形的铜壶、陶壶或滑石壶出土，就是《说文》中的“钫”。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中记载：“漆画枋(钫)二，有盖，盛白酒。”(21)可与《说文》相印证。钫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减少。
盒在汉代亦称为“合”，是一种有盖的圆形盒。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遣册记载有“漆丹画盛二合。”墓中出土的实物是两件彩绘漆圆盒。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册也记载有：“右方食盛十四合。”“漆画盛六合。”出土的实物是各种圆形的漆盒和陶盒(22)。盒有盖，可以防止食物热量的散失，它所盛装的菜肴应与一般的菜肴有别。但东汉中期以后，盒就逐渐减少。
盘在汉代作槃。《说文解字》“木部”：“槃，承槃也。”是放一般食物的器具，为浅底的圆盘。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许多彩绘的漆器平盘和圆盘，遣策中书有“君幸食”文字，可见是盛装食物的器具。
作为饮用酒浆的器具主要有卮、樽、杯等。卮是带有小把的圆形饮酒器，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圆筒形漆器就自名为“卮”(23)。卮多用木片卷曲制成，故亦称为“圈”。《礼记·玉藻》郑玄注：“圈，屈木为之，谓卮、堎之属。”除木制的卮外，还有用铜、银、陶制成的卮，容积也因大小不同而有差别。马王堆西汉墓遣策和器物铭文记载的卮有小卮、二升卮、七升卮和斗卮等(24)。《史记·项羽本纪》有项羽赐樊哙“斗卮酒”的记载。汉画像石和壁画墓的宴饮图中也常有持卮饮酒的画面。樽似卮而略小，上有盖，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发，有保温作用，似为饮温热酒浆的饮器。杯呈椭圆形，两侧口沿端部有附耳，故也称为耳杯，多系漆器，也有陶制。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精美耳杯中，书有“君幸酒”文字，可证耳杯确是用来饮酒的，当然也可以盛装如羹汤之类的食物，即用匙将鼎中的羹汤舀到耳杯中再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