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打手”与“推手”

2016-12-02

太极拳博击技术最早称之为“打手”,此说,明王宗岳遗著《打手歌》可证。下面是小编专门为您整理好的:太极拳“打手”与“推手”。

太极拳“打手”与“推手”

“打手”衍变成“推手”,“打”变成“推”,一字之差,内涵大有不同。

太极拳称谓“打手”时内容复杂,方法颇多:有拧裹、钻翻,螺旋、崩砟,掠弹、抖搜;有节膜、拿脉,抓筋、闭穴,挫、结、揉、空;有分筋挫骨,点穴切脉,擒拿、搂、勾、抛、跌诸法。太极拳称谓“推手”时,仅存拧裹偶见钻翻,只见螺旋鲜见崩砟,除掤、捋、挤、按、采、挒、肘、靠外,其它技巧、方法丢失殆尽;依先天力量而言,肘部大于腕部,肩背、胸部大于肘部,腿部大于手臂,现今的“推手”,只剩下肘部以下的手,仅用掤、捋、挤、按、采、挒、肘、靠,且掤、捋、挤、按用得多,采、挒、肘、靠用得少。

太极拳称“打手”时,武术的凶险狠毒,出手见红、一招毙命,处处可见,所谓“上取喉咙中取心,左右两肋下打阴”,专攻人致命、要害部位,故称之为“打手”的太极拳,只能用于性命相残的生死博斗,无法制定规矩、规则,用于友谊比赛。称之为“推手”的太极拳,却能依据“舍己从人、沾粘连随”等条框、规矩,人为地制定各种规则,修身养性、娱乐健身,趣味、保险并存,可用于友谊比赛、陶冶情操。可见太极拳“打手”与“推手”的称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打手”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原始、冷酷;“推手”虽表现为技击的淡化与退缩,却是近、现代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打手”、“推手”区别如上,详尽道来,二者又联系紧密,有许多相近、相通、完全一致之处。

太极拳“打手”与“推手”

“打手”、“推手”从属于太极拳,源自我国古代的阴阳-太极-无极理论,源自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打手歌》,认为太极-无极则静、寂、定,阴阳则灵、通、变,变则“舍己从人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粘即是走,走即是粘,“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变则“沾连粘随不丢顶,上下相随人难近”,得机得势,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从而有法而无法,无法而尽法,无意而意……。

晚清时太极拳大家宋书铭(1840—1917)进一步将上述理论发挥到“若能轻灵并捷便,沾连粘随俱无疑;果能沾粘连随字,得其寰中不支离”,喻太极拳要超脱拳外才能应万变,关键在于“不支离不支离”即不丢不顶之意。笔者以为,只有舍己从人,才可能做到沾粘连随,而沾粘连随必然是不丢不顶,丢、顶就无法做到沾粘连随。由此看来“舍己从人_沾粘连随-不丢顶”,得机得势,顺势借力,是太极拳“打手”、“推手”最本质特征,亦是太极拳与其它拳种最根本的区别。

民国时期的太极拳家又将“舍己从人-沾粘连随-不丢顶”的“推手”技术发挥到极至,其中以杨少侯先生最为著名。杨少侯(1862—1929)名兆熊,字梦样,晚年自号少侯,为杨氏太极拳鼻祖杨露禅季子杨健侯长子。少侯七岁学拳,拳技得家传于班侯、健侯,童年时得到祖父杨露禅的亲自指导,太极功夫名冠于世,被称作“太极第一人”,与人推手“出手不见手,见手混身手”,因此又被喻为“千手观音”、“圣手观音”。少侯喻大架太极拳为长手,小架太极拳为短手,言“习长手者,如钟之长针,走大圈;习短手者,则为针之轴,无圈之形式,而有圈之妙用”。因此,少侯拳架高步活、圆活紧凑,圈多圈小冷弹脆快、轻灵奇巧,归属于杨氏太极拳小架系列。少侯先生尝言:“兵无常势,拳无常形。中须时中,定无常定。太极无法,动静皆法”。又言拳不打力,力不欺功,功不抵术。何为术?崂山道墙上画门出入自由,巫之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攻必克,战必胜,兵之术;治病救人,妙手回春,医之术;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太极拳术也”。因此,少侯拳蛇行穿插、折叠游走,如影赋形飘忽不定,移形换位、扣摆旋转,无有定势,将传统武技“沾衣跌(亦名沾衣十八跌)”发挥到极至,与人相持虚灵顶劲,中正安舒,松肩垂肘,应物自然,全身力由肩脊移至臂部肘前,行于手指,作用对方圈子极小以至无圈,份量极轻劲至皮毛,速度极快打人不知,方法极妙纯以神行,以至人被跌出后莫明其妙,不知所以然。此情被少侯粉丝们夸大成“凌空劲”,传为“不与人接触,即可将人凌空发出”的奇谈怪论。吾师张虎臣先生曾与我言,沾连粘随,称作推手“四要”,是太极拳博击技术的要领、核心,亦是太极拳的首要功夫、终身功夫,学推手练懂劲,没有三五年,乃至十数年沾(粘)化功夫,是不可能成为太极拳高手的。

1954年1月,港澳发生了吴公仪与陈克夫的擂台比武较技;同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董英杰与其子董虎岭在泰国教授拳术,通过与泰拳髙手的较量证明了太极拳的技击实力,以致新千年后泰国的太极拳总会前会长曾自豪地说“为泰国人民办了好事——将董英杰、董虎岭父子的太极拳引进泰国,将张虎臣弟子李顺波的太极拳引进泰国”;1970年郑曼青弟子黄性贤与世界摔跤冠军廖广成的擂台赛,以26比0的战绩名震环宇。

近几年来,有专家、学者在书籍、杂志上撰文,言1954年1月17日在澳门发生的吴公仪与陈克夫的比武较技“街谈巷议,轰动了中国武术界云云”,其辞人为夸耀名不符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抗美援朝正在进行中,政治空气、新闻封锁甚烈,敢说当时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不晓得发生在港澳的“吴陈事件”,因此1954年的“吴陈比武”只能是“港澳的街谈巷议、轰动了港澳的武术界,于国内无大的影响”。笔者与大多数国民百姓知道吴陈比武、董英杰父子在泰国的业绩、黄性贤与廖广成的擂台赛等,是祖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网络普及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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