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第一份工作的故事
于丹 ，是一位中国当代知名文化女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著名电视策划人，被誉为中国电视业的“军师”。中共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共十八大代表。
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很多人都抱怨，怎么我们就这么倒霉赶上金融危机了?但你能改变现状吗?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要迅速地接受下来。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时候，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
1989年，我就业了。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让大学生下放。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我们是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表现得很好，可能就陆续回来，如果锻炼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阵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着吸风饮露吟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但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地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我从那时候起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长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人家是简单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说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再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那个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抡啊。
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要说，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有你那样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声载道、到处追问的时间，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这些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着急：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个的时候，如见母语啊，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在这里看见古文了!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姓马，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说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准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我们的门没有插销，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永远有人给擦车。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各式各样的吃的，堆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乐呵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地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们当时拎的是大砖头的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吼1234567;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我们在那个地方，四间屋子，第一间，很挤，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把一问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大家知道要读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种快乐。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要整治我们，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怎么办呢?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调令来了，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因为其实我后来直到今天，我都很惭愧地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乳交融。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那种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如果你们说，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一下子给扔到村里，这日子怎么过呢?你去发现价值吧，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而且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一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长长的，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呵。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麦浪，听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想关关灯，通通气，放放风，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长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
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箫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给你，就是情份。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会觉得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惟独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