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万历皇陵
万历皇帝即神宗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他的陵墓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去探秘万历皇陵。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
万历皇陵发掘原因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皇陵修缮
据了解,十三陵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在清乾隆年间,当时对十三座陵寝都进行了修缮。民国二十四年时,国民政府只对长陵进行了修缮。新中国成立后,十三陵启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修缮,截至2012年底,陆续对十三座陵寝进行了修缮。其中,比较集中时期在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修缮了6座未开放陵寝。
2013年,十三陵又启动了新一轮修缮,不过,据了解,此次修缮主要针对遗址保护,以及一些附属设施的修缮。“主要是针对文物本体的局部修缮,包括正在修的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碑楼等。”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王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