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写大师的文章
大师，是我们对某些人的尊称，那么大师的感悟是什么?大师对于大师的看法又如何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师写大师的文章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大师写大师的文章篇1：大师无处不在
作者:乐乐
今天中午在家看《今日说法》，之后孩子调到《开门大吉》栏目，几天前，偶遇郑渊洁的一本书，孩子一口气把它读完了，第二天仍旧有读起来，我不由自主的想看个究竟，一直在我心中，郑渊洁的光头形象，让我觉得他是个地道的粗俗之辈 ，因为曾在什么地方了解郑渊洁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自己和儿子称兄道弟，颇觉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而此刻开门大吉栏目上，郑渊洁和儿子正是求助的亲偶团，莫非前台猜歌的就是郑的老爸爸?
带着好奇，带着疑问我开始关注着这位老人，精神矍铄，器宇轩昂，满头银发。不曾想他老人家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不像耄耋之年的长者，他更像是60多岁的老人。我震撼于他老人家的个人成长经历：郑洪生老人学历是高小私塾毕业，而他通过自学，一年读了一百多本书，每天坚持四点起床，靠勤奋努力，成就自己为石家庄一所大学的教授。看到此我很受教育。紧接着让我吃惊的是他老人家独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郑渊洁是郑洪生先生的长子，尽管自己是大学教授，却没有让儿子就读公立学校，自己坚持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培养出郑渊洁这样的大家，而让我颇觉佩服的还是这家人的勤奋和努力。郑渊洁每天坚持四点半起床，一坚持就是三十年，父亲每天坚持四点起床，坚持的是一辈子，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么一个勤勉的家庭出成绩呢?
这郑家更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是父母对自己孩子的信任的力量和爱，一辈子不打骂孩子的家庭，有但很少，而郑家已经流传了几代，这样充满爱和温馨的家庭怎么会 不充满希望和力量?老爷子八十多岁高龄了，仍对生活充满乐趣和热望，他坚持写微博，坚持看中央台的各套节目，特别是开门大吉这样的栏目，是需要有相当厚的积淀的，而老人坚持用自己参加栏目的实力，获取自己梦想的家庭基金，这份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大大地刺痛了我懒惰的神经，我要向郑洪生老人学习，学习他对待生活的乐观，自信，热爱。更应学习他老人家勤勉的生活习惯。这是给自己的孩子用言传身教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对一个家族的兴旺，对一个家庭的后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就是坚持学习的习惯和家风，对一个家的最深远的意义。
通过偶遇郑洪生老人，我明白一个道理：大师无处不在，只要你还有一颗谦卑的心，明白自己急需提高和进步。
大师写大师的文章篇2：是 是 非 非 说 “大 师”
赖 建 青
大师，历来都是人们仰慕而又似乎十分遥远的偶像。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师?关于大师的定义或者说标准历来都非常笼统。
《辞海》上载：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
《现代汉语辞典》对大师的解释为：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
清代学者陈康祺所著《郎潜纪闻》卷八中载：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称大师矣。
有人则认为大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掌握了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以《四库全书》为主，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二是对国学典籍中某个部分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三是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推崇，有批评，对国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还有人认为大师就是杰出学者、知名专家的尊称，或者是特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为大家公认且是德高望重的人。
尽管对大师的种种定义不尽相同，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德与才的结合体之特别优秀者，即是现代时兴说的“德才兼备”、“德艺双馨”。
纵观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出现过许多的大师，如儒学大师孔子、孟子，非儒大师墨子、荀子，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还有理学大师程朱、心学大师陆王等等，以及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扬州八怪、竹林七贤和苏门四学士……，他们的思想和才学犹如浩瀚宇宙中熠熠生辉的繁星，在中华民族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闪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也曾称当时名气较大的十位学者为大师：王国维、胡适、钱中书、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这些都是文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人，在艺术领域还有国画大师齐白石、张大千等。后来，七十年代起数学领域出了个陈景润，农业领域出了个袁隆平;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还有人提出文怀沙、余秋雨也可以算是大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在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神州沃土上：国家有关部委在短短的时期内，分别授予360多人以“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在这些大师中，到底有几个能够无愧于这个称号呢?
人们对这些大师更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孔子
说起大师圣人，人们第一个就会想起孔子。
作为儒家思想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力推“仁”、 “礼”，提倡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将“德”、“礼”施之于民，打破了封建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信条。这种治国方略至今都被认为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则体现着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政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孔子在经济思想上极力提倡“重义轻利”和“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以及富民思想，他所指的“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观，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愽学多才仍谦虚好学，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与人为善宽厚待人，提倡“已所不为，勿施于人”和“君子有成人之美”。他的弟子将其言行、对话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30]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论语》体现了儒家学说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和道德观，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自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儒家思想受到全世界的推崇，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孔子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骄傲。”
1988年3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于巴黎向全世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回到2500年前，去向孔子汲取智慧。”
……
纵观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在古往今来诸多的名人大师中，孔子当属其中最杰出优秀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人，也应该是最无愧于“大师”称号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受到世界人民推崇景仰的大师，他的思想学说也历经诸多质疑和批判。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这是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亲往孔子圣庙，在祭祀孔子时而作《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这首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处处用典，句句切题，整齐有序，一丝不乱。...
“六王毕，四海一。”
公元前221年，赢政灭六国一统天下，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宣告秦王朝建立。
由于长期处于七国争霸的混战之下，久乱方治，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领域非常活跃，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威胁到了这个中国第一个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其时社会上的两大思潮是儒家与法家，儒尊古，法抑古。大乱得以大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新事务新措施亦即大一统专制，与儒家思想理念不相符。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打着儒家“克己复礼”的旗号要求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希望能以此而取回失去的权力。
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新政，秦始皇下令销毁除法家之外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并杀掉代表儒家正统学派主张分封诸侯的王绾、淳于越等数百名儒生，彻底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史称“焚书坑儒”，中华大地自此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社会。
1915年，新文化运动于民国时期兴起，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对孔子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面否定儒家学说。
胡适采用西方近代哲学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并提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在对儒家思想学说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摘自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结合批判林彪，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批林批孔”运动，提出要把孔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位大师的家乡本土上，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上，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大字报和漫画充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极尽抨击诋毁之能事，从文字上、口号上、漫画肖像丑化等形式各个方面，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被指最大的罪状就是杀了少正卯，至于他有没有杀或为什么要杀少正卯，这件事在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在传说中却是沸沸扬扬，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认为是孔子杀了少正卯的依据是他曾历数了少正卯的可杀之罪，他说：少正卯有“心达(或作“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他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孔子的另一宗罪是极力倡导“克己复礼”，极大地阻碍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认为他这种封建保守的顽固思维是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贫穷落后的劣性根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思想观念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有关，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看。诚然，一种观念一种理论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改变，也就是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落后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历史的事实证明，历朝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本阶级的利益，或尊孔或批孔，其实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都曾在历史上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可都只不过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而已。
作为万世尊崇的孔子也不能幸免不能例外……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明的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府都推崇儒家学说之“为政以德”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以人为本。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建有孔庙，立有孔子的雕像，各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祭祀这位伟大的先哲，正如爱默生所说，孔子已不只属于中华民族，他的思想属于全世界各民族属于全世界人民……
胡 适
在古今中外的学者大师当中，胡适据说是拥有学位最多的人，其一生中凭着自己渊愽的学识与才华取得了36个愽士学位，其中有多个是美国等世界著名大学所授予，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假设攻读一个博士学位仅需两年，那要取得36个愽士学位也得要72年的时间……
作为学者的胡适，据说其在文学、史学、教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对儒家思想学说和红学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在禅宗研究和《水经注》研究也有较大的成就，因而被誉为是学贯中西的愽学全才。
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并提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在对儒家思想学说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作为新红学创始人的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艺术上比不上《海上花》和《老残游记》……。他还是《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戍本)孤本发现者，后又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如庚辰本，为现代红楼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在其《红楼梦考证》中指出：“要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胡适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呻吟”，且需“言之有物”，为新文学的形式作出了初步构想，他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
1939年，胡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尽管胡适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著成就，并得到普遍认可，然而他一生也历经坎坷，饱受争议和批判。1920年2月，其所著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受到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的批判：“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学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态，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教授说：“我不大懂胡适。”
他在《回忆录》中坦言一直认为胡适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否则当时不可能进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有一件事金岳霖教授印象很深，胡适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
金岳霖教授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
因此，金岳霖确实认为胡适一定有毛病，他可是搞哲学的呀!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可回想起来胡适只有人生观，没有世界观。对于时空、宇宙、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其实，胡适不仅仅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有问题，而且在道德与人品上也极其低劣。他在留学外国时受了洋人的教育，回国后慨叹，“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他断言，东方文明是愚昧的、苟且的、懒惰的和听天由命的文明。“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
出国留学，本应该是学习西方先进的观念和科学技术而“为我所用”，以此来报效祖国。而作为一名学者的胡适却一昧地崇洋媚外，全面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并极力地贬低祖国侮辱同胞，实在令人愤懑不已……
那么，胡适还说了什么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出自这位“大师”之口，另一句则是：“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
其时，胡适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在被他辱骂这“不知耻”的“全国人”中，是否也包括了他胡家的列祖列宗子孙后代……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优秀的传统美德。胡适生长在中国，神州沃土和黄河的水养育了他，而他却毫无感恩之心毫无故乡之情。别的一切不说，只从这两句话中，即可体会出胡适当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同胞是何等地蔑视与失望，其奴颜媚骨一览无遗。
一个连祖国和同胞都可以极口侮辱的胡适，还能称作“人”吗?更何况“大师”乎?
鲁 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鲁迅先生一句曾经是妇孺皆知的名言。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和“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一生文学著述只有600万字，以小说和杂文为主。代表作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面对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社会黑暗政府腐败，鲁迅将笔作“投枪”、“匕首”，用深刻犀利的杂文抨击时政批判政府，为抗战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在與论上和唤醒民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新中国建立后因此而倍受推崇。
鲁迅是天生的侠士，不结党不拉派，嫉恶如仇，只要看到不公正之事都拍案而起奋力抨击，不遗余力，为了正义不怕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也决不放弃，这种不讨好任何人的求真精神难能可贵，尤其是在一个作家身上有这种精神和侠骨，就更是弥足珍贵。
“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有人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批评家”，虽然他是文学家，“文学家”也包括了“文学批评家”，但鲁迅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畴，还涉及到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重大事件等各个方面。凡是落后腐朽、邪恶低级等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批判。
有传言说建国后曾有人问毛泽东，如果今天鲁迅还健在的话他会干什么?毛回答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监狱中写作解闷，但没有地方发表;二是幡然悔悟，不再与政府作对，安安份份过好日子。
也有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其实，无论是实有其事还是纯属编造，它都折射出一种信息：即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适者生存，无论是人还是思想观念，如果不符合当权者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则必将被排斥被淘汰。
许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个性格冷酷甚至是不通情理的人，其实与所有的人一样，他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尤其在儿子面前是个典型的慈父。曾有朋友看到鲁迅对儿子完全不象平时的严肃态度而笑谑于他，鲁迅因此作诗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试看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观小菸菟。
其实无论是大师还是侠士，首先他还是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七情六欲，一首诗，流露的是儿女情长……
关于鲁迅能否算大师的问题，历来也颇有争议。有人说仅仅凭十几本杂文小说的几百万文字，要想算一代大师还差得很远。
梁实秋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失和之后，周作人也从婚姻爱情、思想政治、艺术文化各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和批判。
否定鲁迅论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观点，就是鲁迅脾气大，不合群，一昧搞破坏，睚眦必报，“少不读鲁迅。”以及作品量少，热衷于窝里斗，欺软怕硬等等。
鲁迅也曾批评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坟•写在(坟)后面》
有人说虽然鲁迅只是个杂文家，在文学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可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看不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曾经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政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蒋家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與论作用，因此被共产党所看重而有意宣传吹起来的。
可以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两个“愤青”，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胡适。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鲁迅“愤青之语”多多，别的不说，单说有的教授就指责鲁迅不该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说他在灯下翻看中国历史，居然从字缝里看到的，满篇都只写着两个字，这就是：吃人。
虽然只是一篇文艺创作的杂文，也不能过于脱离现实。这种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于不顾极不负责任的全盘否定，不仅伤了炎黄子孙的心，也损害了鲁迅本人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鲁迅还有备受人们诟病的是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其时中华民族贫穷落后，饱受列强欺凌侵略，在崇洋媚外思潮泛滥中，就连汉字也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更有人提出汉字要拉丁化。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结，鲁迅竟然说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语，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为之气愤为之心寒……
其实，不论鲁迅是否能算是“大师”很难有定论，但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不畏强权，不怕邪恶，为匡扶正义战斗一生，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鲁迅曾明确地告诉许广平说：“我的生命，到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世界里多留一些缺陷。”
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刻，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
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里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
钱钟书
婚姻就象一座围城，“城内的人想到城外去，而城外的人都想进城里来。”
人们通过这句颇有哲理的话知道了钱钟书。
尽管钱钟书的《围城》曾经风靡一时，很多人认为就才学和著作来说，仅凭一本《围城》和《谈艺录》、《管锥篇》，他实在够不上大师的标准。
有人说，作品的数量不是衡量够不够大师标准的绝对要求，托马斯只发表了163首诗歌就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可见作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有专家指出，上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以及启蒙精神的弱化，致使钱钟书成了热门人物。
对钱钟书的文学成就也有人提出质疑，说钱钟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Hungerkünstler)。
绝食艺人，与其他任何杂耍艺人一样，都是将表现某种超出常人的技艺抑或是功夫作为吸引观众的亮点，以求博得观众的喝彩和铜板的人，而实际上他们那些作为卖点的技艺抑或是功夫都一律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绝食，翻跟头，顶碗，踩钢丝，莫不如此。没有实用价值是杂技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杂技存在的前提。说钱钟书是属于杂技表演的绝食艺人，是因为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显示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夫，而这种功夫从本质上说，又几乎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钱钟书的另一项长处就是他几乎等同于扫描般的记忆力和他饕餮般的阅读胃口，以及他用以显示这两者的那些笔记。这些就是作为绝食艺人的钱钟书的“功夫”。这些功夫在他的作品中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功夫在其《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表现于中国文献的远胜过表现于西洋文献的。)
有些人喜欢把钱钟书同陈寅恪相提并论，其实这两个人的作品是有着根本差异的，甚至于可以说几乎是完全对立的。纵观陈寅恪的著作，大都是有实用性、可说是学术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具有超乎于常人的极强的记忆力。在陈寅恪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提出和设定某些问题，通过考证和推理得出的结论，甚至可以建立起更大的对历史与文学的理解和解释的框架。钱钟书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如果一定要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找到某种理论性的东西，某种方法论，人们所能找到的，不是有人所谓的解释学的方法或是应用。因为解释学的基本前提是历史感：在使解释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德国思想史上，是由兰克(Leopold von Ranke)、施来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的历史主义特别体现的。
在钱钟书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他表现的历史感，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又与受过德国历史主义影响的陈寅恪有着根本的不同。
尼采在批判德意志文化的时候说：“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在其所有生活表达中艺术风格的统一性。而博学多识既不是文化的必要手段，也不是其标志;博学多识很可能在其最好的情形下是同文化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的，同野蛮状态，这就是说：无风格状态或是平均了所有风格的混沌状态。”(《不合时宜的感想》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I)古典语文学教授出身的尼采的这番话是有着特殊的分量的，而且我们若是想一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产生过怎样的“博学多识”，德国的文化产生过哪些里程碑式的作品，尼采的批判就更显得严重了。
钱钟书的作品可说是没有风格的，他的作品乐于表现那些琐屑乃至鄙琐的东西，经常把肉麻当机智(这尤其体现在《围城》中)等缺乏趣味或趣味败坏的表现而言，这种风格是比“无风格状态或是意在表现所有风格的混沌状态”更为反文化的、更野蛮的;就其在书中和书外以记忆力的量化指标为炫耀的资本和批评他人最重要的标准而言，是类似起源于西域的、南亚次大陆的、吉卜赛的杂技的。
然而，如今这些居然被尊为学术的止境、人文的楷模、文化的巅峰，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当代文化认识中存在着严重的迷误。这样的把杂耍当作最高的文化和艺术的社会是尼采所谓修养的非利士人(Bildungsphilister)的社会，是自以为代表和体现了文化的庸人的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钱热”，无疑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是文化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学术批评的放弃以及启蒙精神的弱化表现，但是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与讨论却不应该是所谓“钱学”。“钱热”的非文化和野蛮的实质决定了对于作为表现“杂耍”功夫的钱钟书研究应该首先是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因为尽管钱钟书是通过书写来表现其存在的——的确，是通过非常博学的书写来表现其存在的——，然而同其博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上的令人惊讶的缺乏。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严重缺乏暴露了其广大的无意识基础，而这种基础，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告诉我们，正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对于高度发达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研究是文学批评，是文化批评，是哲学。一个高度发达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例如为钱钟书所蔑视的鲁迅——几乎不给人类学剩下任何地盘，因为这样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几乎到处先期了旨在为无意识建立结构的人类学。只有对于自身缺乏意识和自我意识能力的社会现象——最典型的比如史前期或者近代仍然存在的文明前的野蛮社会中的——人类学才能发挥其强加某种意识结构的特长和优势：意识的缺乏再一次表明了钱钟书的非文化的本质。
很多人对钱钟书的学识和作品的看法是：
跟民国那批庚子赔款去留洋读书的其他人比，钱钟书的成绩很差;
钱钟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师级比较而言);
钱钟书《管锥编》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钱钟书《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等同于琼瑶一类水平;
钱钟书散文等文章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半成品，你都不知道谁适合读它，或许中西文化比较的可以读读，但是意义也不大。《管锥编》其模仿对象可以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勃登的《忧郁分析》和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做是《管锥编》的一个章节，但是，就认识水平来说，《人间词话》远胜《管锥编》。如果按照普鲁塔克的《对传》的标准，钱钟书全部著作风格，比较适合作为对传的是伏尔泰，可惜，钱钟书的实际水平，远远达不到伏尔泰的标准。《管锥编》的最好学习对象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如果钱钟书的《管锥编》达到《哲学词典》的一半成绩，就可以算是大师级作品了。可惜，钱钟书完全没有这个水平。
钱钟书聪明，有天赋，这一点毫不怀疑。其学术成就不高，我觉得赵汀阳先生的意见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钱钟书最喜欢炫耀的就是用一些生僻字夹一些法德拉丁表示高明，所以把外国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这应该为学外语的忌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说：钱钟书常犯的毛病就是喜欢用“奇异词”表达和写作。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作品，处处见他这种小聪明式的炫耀。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对于一个学者或是专家固然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地刻意去苛求，但是有两个方面却不能不要着重提到，也就是说评价的底线：其一是才，其二是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伦理的民族，在对待“德”与“才”两者之间更看重的是“德”。认为有德无才固然是俗人是庸才，而有才无德却是坏人是恶人。如历史上如蔡京、秦桧还有陈世美等人都可说是饱学之士才华横溢，本可以流芳百世，却因为无德而被人们唾骂，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因此，“德艺双馨”才是千古流芳的根本标准。
所以，故且不说《围城》和《管锥篇》是否能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钱钟书的“德”也颇有争议。
有人提出，在抗日战争和文革这两个特殊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灾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关注和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钱钟书却没有任何的表示和行动，过起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置身于事外的生活，当起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寓公，气定神闲地写他的《谈艺录》和《管锥篇》。
萨特指出：在黑暗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
一个置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于不顾的人，是否能当得起“大师”的荣誉呢?
……
郭沫若
作为学者、专家、大师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文联主席，郭沫若可说是博学多才，尤其是在对古文字甲骨文研究有较深的造诣，著有《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书。但是，作为学者、专家的公众人物，郭沫若历来就是颇受争议的人，但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所受争议的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的人品问题。
中华民族非常看重“德”也就是人品，历史上有很多有才无德的人被人们唾弃。如宋代的蔡京书法造诣很高，当时人们称颂书法界的“苏蔡米黄”之“宋四家”中的“蔡”本来是非他莫属，可就是因为他陷害忠良误国害民人品低劣，所以人们宁可将书法造诣不如他的蔡襄名列“宋四家”;还有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王铎尽管书法造诣高，有“神笔”之誉，却因为是“二臣”而被许多人瞧不起，一直不被官方书界推崇。
其实，郭沫若的人品从年少时就有诟病，有人从他就读的嘉定府官立中学找到两张宣统元年5月28日成绩单，郭时年16岁，读初中二年级，成绩单显示郭沫若国文55分，不及格;算术100分，英语98分，而修身即品德仅有35分。 有人说郭沫若的老师太有眼光了，居然从这么小的学生身上看到了潜在卑劣的品德。
据说人体中的第六感官能令人产生“直觉”，而女性的“直觉”比男性更敏感更准确。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那位郭沫若当年的老师是不是女性，也不知道当时给他的修身即品德打35分的根据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事实证明这个分数打的非常的准确。
从简历或是档案中可以看到，郭沫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是早期的老党员，而在1958年又重新入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大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非常“明智”地多次退出共产党，因此而得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庇护。
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是郭沫若的惯用手法，林语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文革爆发时，郭沫若发表讲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传到国外后，其声誉在各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自保不顾廉耻的卑劣嘴脸受到世人的唾弃。文革期间，他极力赞美斯大林，赞美毛泽东和江青，因此受到特别保护。
在《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一诗中郭沫若写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为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照片题诗》中郭沫若写道：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的明亮，
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呵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崇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两首诗极尽谄媚之能事。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一贯坚持“尊孔反秦”的学术观点，可当看到 “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升级，早已噤若寒蝉，不知所措。再收到毛泽东的诗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赶紧搜肠刮肚和诗一首，向毛表忠心表达痛悔之意：
读书卅载探龙穴， 云海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医俗骨， 难排蛊毒出穷隅。
岂甘樗栋悲绳墨， 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 寸心初觉视归趋。
为了取悦于毛泽东，郭沫若还写下了“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的诗句，彻底推翻了自己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向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献媚。但仅仅过了159天，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四人帮”被逮捕，他立即又赋诗《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这种为了生存为了往上爬不顾廉耻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其人格更是倍受质疑。
许多人惊呼：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在婚姻和感情方面，郭沫若更是荒谬不堪，先后与彭漪兰、于立忱、黄定慧等多人结婚，并有数个情人。尤其是对于立忱的妹妹始乱终弃，致使其自杀，更是令人发指。
有传说一向以“老好人”著称的周恩来也看不惯郭沫若多次婚娶的行为，在后来郭沫若的又一次婚宴上向他敬酒时说：“郭老，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参加你的婚礼!”用含蓄却又犀利的语言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如果不是把自己的才学用于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而是一昧地趋炎附势，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和荣华，那即使他的知识再渊博才华再出众，也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敬仰，只能是一个被鄙视的“文痞”……
陈景润
说起科学家，我们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仪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身穿白色工作服风度翩翩的专家学者……。
然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科学界最高机构的中国科学院里，在锅炉房上面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位数学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屋子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在中国科学院里，就连勤杂人员的住处也比这里要好上不知多少倍。没有电灯，他就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亮;没有办公桌，他就将草席和被褥掀开，在床板上写。这位数学家就在这极其简陋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忘我地工作，挑战悬疑250多年的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他的名字叫陈景润。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春秋战国 —《孟子》)
有人说：自然科学的“皇冠”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数学大师们说：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
世界级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e weil)说：陈景润先生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好象是在喜马拉雅山巅峰上行走，危险，但一旦成功，必将影响世人。
经过十多年令人难以想象的呕心沥血，没有计算机，全凭一笔一画地用手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于计算的稿纸就装满了六麻袋，陈景润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换来了数学家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辉煌。
有人把陈景润比作丹顶鹤：浑身的羽毛是洁白的，熬红的眼睛就象白鹤头上的丹顶那样鲜红。
1966年5月，《科学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表达隅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简称1十2)的论文，引起了世界数学家们的惊诧，悬疑250多年的世界数学难题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攻克。
“真是不可思议!”一位享誉全球的世界顶级数学大师发出惊叹。
陈景润用他的智慧与“十年磨一剑”的惊人毅力，成为摘取 “皇冠”上明珠的佼佼者，也由此奠定了歌德巴赫猜想的里程碑。
世界著名的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写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
“啊!你移动了群山!”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打比方说：“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挑战智力极限，并保持纪录几十年，仍无人能破。”
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将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并命名为“陈氏定理”。
1999年10月，国家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
然而，社会是非常现实的，尤其是在今日中国。
攻克歌德巴赫猜想的“1十2”是攀登世界数学领域的巅峰，不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不象在奥运会夺取冠军那样直观那样震奋人心，也不象制造“两弹一星”和制造宇宙飞船那样实用那样辉煌，更不象影星歌星那样受到大众的热捧。所以尽管陈景润是全世界唯一攻克歌德巴赫猜想“1十2”的数学家，却没有象研究“两弹一星”的钱学森、钱三强他们那样得到高层应有的重视。
这位世界顶级数学大师的待遇甚至于不如一个科级干部。
那么，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到底有什么作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张俊龙在其论文中说：“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使我们开创了新的数学分支，揭开了围绕质数(素数)分布的所有奥秘。这是哥德巴赫猜想今天的作用。
具体地说，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给数学带来了五大光明：一是它使我们认识了 “真质数”与“假质数”的区别;二是它使我们认识了“0”的个数计算方法;三是它使我们认识了“循环序列”;四是它使我们认识了“对偶函数”;五是它使我们认识了“二重定理”等等。
哥德巴赫猜想今天的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可称为“循环序列的投影值”(由“循环序列”，“对偶函数”，“二重定理”等组成)。
所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现有的数学方法没有作用——以往的路早已走尽。陈景润之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很多“哥迷”还在用现有的数学方法，“瞎估” 哥德巴赫猜想的“哥数”如何如何。这种情况，在《数学学报》上，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在《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到处都有。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也符合数论学家王元所说：“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数学模型，以它作为模型，可以给数学带来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哥德巴赫猜想的解决，不可能“顺便” 解决黎曼猜想;黎曼猜想的解决，也不可能“顺便” 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权威(专家)们估计，黎曼猜想的解决，有可能“顺便” 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又一次估错了!
通过上述可知，哥德巴赫猜想的作用大于黎曼猜想。”
由于哥德巴赫猜想通常被简写为“1十2”(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所以相当多的人误以为它要证明的是1十1=2，这就让人们疑惑它有什么用。徐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说：“
大凡科学成就都有这两种价值：一种成就有经济价值，可以用钱计算出来，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经济建设、国防科技、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领域中都有作用，其经济价值无法用数字计算，叫做无价之宝。”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结果的意义无疑是属于后一种。
如果要说得再深入明白一点，那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作用在数学领域就好比是煮熟的大米饭，吃下去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而是要转化成葡萄糖以后才能发挥其营养的作用;同样，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结果在数学领域可以转化成作用于许多领域的珍贵营养。
而真正能够理解其重要性及其意义的只有数学界的专家学者，就如同音乐界的交响乐等高雅艺术，古代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般人是根本理解不了的。
陈景润曾任4、5、6届全国人大常委，他的待遇和生活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作过批示，可在执行中却难以完全落实。1981年初，邓小平在关于陈景润待遇的文件上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中央办公厅对此批示却一直被有关部门束之高阁，没有落实。
1984年4月的一天，陈景润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到魏公村新华书店去买资料，被一骑车急驶的青年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后被人送到医院救治，从此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同年7月，陈景润乘坐公交车去友谊宾馆参加会议，下车时被人挤跌在地，从此再也没能从病床上站起来，直到英年早逝……
在中国，如果是在行政界也就是人们通常指的“现代官场”任职，县处级干部都有专职秘书，甚至于科级干部也很少有外出参会去挤公交车的。陈景润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却因骑车挤车被撞伤摔伤，令人嗟叹。
在现实的中国，人们对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类体育项目奇魁的世界冠军都非常看重，认为是杰出的人才，不但国家给予重奖，其家乡的政府也给予重奖，还享受各种待遇，社会各界也引以为荣，誉之“为国争光”。
然而，我们知道，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每四年都会产生数百个世界冠军，仅仅中国的世界冠军就已数以千百计，而在全世界那“世界冠军”的数量就是数以千万了。
而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成果是两百多年的颠峰，是全世界数学领域两百多年唯一的“世界冠军”，至今也无人超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可他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国家和社会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享受到一个作为世界数学大师应有的待遇，以致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和者三千。
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热捧甚至于疯狂地崇拜世界冠军，是因为在奥运会夺魁仅凭体能、技术以及技巧，而这些都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看懂可以简单理解的，这种冠军离他们更近，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
而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不直接对应民众，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是全世界的“阳春白雪”，因此陈景润不被普通民众热捧和崇拜可以理解。可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在科学领域身居高位的领导、那些应该统领全局高瞻远瞩的高层，对于一个在全世界唯一的科技人才却视若无睹漠然置之，就不能不令人心寒了……
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没有杰出人才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只有懂得爱护人才珍惜人才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
袁隆平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如果在农村在试验田里看到袁隆平，没有人会把他与学者、专家和科学家联系起来。然而，就是这个纯朴得象农民的炎黄子孙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当代神农氏”、“米神”之誉称，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多篇。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愽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2006年4月，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
然而，无论袁隆平获得了多少国际大奖和世界的赞誉，也无论袁隆平能够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而在中国，他却至今也只是中国工程学院院士，而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是中国科学院的门槛比美国科学院的门槛更高，还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个个都比袁隆平更出色，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更大水平更高?
面对人们的质疑，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人路甬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讳莫如深地说袁隆平之所以未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历史误会”。就这一句话，便显示出这位院长大人确实比袁隆平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他能坐上院长的宝座，而袁隆平连院士也当不上，这又说明他对国家对人类的贡献比袁隆平不知道要大多少!
“历史误会”这句话源自于汉朝。汉朝的李广智勇双全能征善战，被誉为“飞将军”，历史上有不少对他的歌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兵压境直攻中原，汉王朝面临巨大的危险。李广率兵大败匈奴，战功赫赫，本应拜将封侯，而汉文帝却说了一句“妙不可言”的话：“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意思是说不给你封侯不是我的错，只怪你李广生不逢时，若是生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是毫无问题的。说来这汉文帝不知是真傻是假傻，也够坦率的，可他自己和李广都还活在现实当中，怎么就成历史了?李广是为你出生入死保住了江山，这封侯拜将是你刘恒的事，身为皇帝要封侯拜将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说李广生不逢时岂不是自己掴了自己的耳光骂了自己是昏君吗?
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已经从落后愚昧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尽管袁隆平对加入中科院的事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而面对人们的质疑，作为代表“官方”的中科院始终没有给人们一个明确的回音。
尽管有没有成为中科院院士并不影响袁隆平对农业科技的执着和追求，并不影响他在华夏儿女乃至世界人民心中“大师”的形象……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误会”还在继续，汉文帝的“阴魂”还在神州大地上游荡……
余秋雨
几乎所有名人都由一个亮点而引起广泛关注，也就是通常说的“一炮走红”。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久，散文集《文化苦旅》让余秋雨声名鹊起，并因此被青歌赛请往现场对歌手作综合素质点评，更让他名噪一时……
很难用词语表达余秋雨当时暴红的程度。
“那几年里，“三陪小姐”手袋内都有三件物什-----一管口红、一盒避孕套和一本《文化苦旅》。”
有位名家对余秋雨所达到的“雅俗共赏”的文化快餐境界作此揶揄，余秋雨的著作影响之甚可见一斑。
“ 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的始祖;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以“梅妻鹤子”著名未曾结婚的林和靖，竟然有了妻子和小孩……”
然而，在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中居然有着许多文史知识上的差错……
《咬文嚼字》月刋编委金文明在阅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这三本散文集时，发现了130多处文史知识方面的差错。经过考证与整理，金文明历时3个月完成了一本20余万字的考辩著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
金文明说：“这本书我只是就事论事，发现一处差错，经过考证，再把它写下来。”
日前，这本收录了余秋雨散文130多处文史差错及对这些差错进行阐述和分析的著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已由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主要集中了金文明阅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这三本散文集时发现的130多处文史知识差错，并进行阐释和分析。
这本书的责编石凌虚表示，出版方和作者金文明的初衷都是一致的：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余秋雨的差错进行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不仅是给余秋雨上课”，提示广大的“秋雨散文迷”;更是为当前浮躁的学界提出警示。所以，当很多上海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本书的时候，书海出版社主动与作者联系出版事宜。
金文明希望广大读者、专家，特别是余秋雨先生严格地审阅和考证，提出宝贵意见。
——煽情是余秋雨一贯的风格，这是作者的特点，你可以不喜欢，但他未必错。余秋雨的作品很多表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文化权威”的帽子是读者加的，同时你也可以说这老头的观点无聊。
其实，余秋雨是研究戏剧的，要找硬伤看应该第一个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找，但是好像没有人往这方面下功夫。
在文学界对余秋雨所著散文集中存在文史知识错误提出批评的同时，作为青歌赛综合素质评委的他在点评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谬误，如将原本是春秋后期的孔子说成是战国时期……引起选手和观众很多的非议。
除了在散文集和青歌赛综合素质点评中出现许多谬误而引起民众不满之外，余秋雨文革时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经历以及“诈捐门”事件，都极大地损害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关于文革时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经历余秋雨是矢口否认，因此躲过了定为“三种人”不能提拔重用的噩运，反而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一路走红，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
为了抵制人们的批评，余秋雨放言说：“文革时期我没有写过一篇批判文章。”可在1975年第十期的《学习与批判》中却有其署名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再加上后来曾一起同在写作组的徐景贤、朱永嘉纷纷出来指认，使余秋雨的抵赖显得苍白无力。
而“诈捐门”的曝光更是让余秋雨声名狼藉……
2009年5月，余秋雨宣称已向地震灾区捐款20万元，后经有关部门证实，他的实际损款不到6万。面对公众的质疑，余秋雨回应是向灾区捐图书抵“善款，后来图书也不知是否到位。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的作家身上，人们或许会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因为不是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拿得出20万元去捐助灾区的。可余秋雨就不同了，据有关方面报道，2006年，余秋雨以140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对一位版税过千万的作家富豪来说，区区20万元算得了什么呢?而余秋雨竟然为此闹出“诈捐门”事件，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在文学创作上，余秋雨避开热闹喧嚣的潮流，走的是一条偏冷的小道，执着与勤奋让他走向了成功。
从“咬文嚼字”、文革表现到“诈捐门”事件，余秋雨可说是饱受诟病……
然而，不管怎么说，余秋雨在发掘整理偏僻地区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
余秋雨算不算得上大师，故且不论，可无论如何他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游记散文作家。
作家也好，散文作家也好，首先他是一个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论……
文怀沙
上个世纪末开始，一位银髯飘忽精神矍铄的老者“横空出世”，频频出现在视屏、报纸、网络等诸多媒体上，他就是头顶“国学大师”、“楚辞泰斗”、“文史大家”、“百岁老人”以及“反江青”英雄等许多耀眼光环的文怀沙。尤其是进入新千年后，在诸多媒体的不断炒作下，文怀沙的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声越唱越响、名头也越来越大……
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而关于文怀沙的学术水平却始终存在一些争议。现摘录正反两面评论如下：
反面评论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即文怀沙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郭建勋(湖南大学教授)：“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桑兵(中山大学教授)：“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文怀沙的‘正清和’是胡说八道。”
陈四益(作家，曾任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他在楚辞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没有写过什么学术性、研究性、考据性的东西，他就是把楚辞翻译成现代汉语。他那个翻译得也不是很好。媒体把他称做什么“楚辞第一人”，其实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任务，他分配到《屈原集》，那个就搞砸了。他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可以拿出来，他的那个《四部文明》也不算什么学术著作。”
黄灵庚 (中国屈原学会的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每到一处讲“国学”，总是那么几句套话，没有新的东西，学术界的学者都会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正面评论
钱钟书(著名学者)：“文子振奇越世。”
张贤亮(著名作家)：“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好说，但他的学问至少比我大得多。”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的国学大师称号不是自己封的，但如果要说没多少作品就不能叫大师我不这么认为，那要看学问有多大……文老是我的老师，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范曾(南开大学教授)：“少时厕身门墙，匆匆四十余载。范生何幸，有斯师。文老何幸，有斯徒。”
王学仲(著名书法家)：“遍观当今书家，余独爱燕叟(文怀沙)之古朴拙重。”
谢云(著名书画家)：“文老为学界耆宿，书法以古隶见长……文老谙熟诗词格律之韵，亦通音律，或低沉幽咽、或婉转高昂，阳刚阴柔，其吟诵声韵之妙，入之三昧。”
赵缺(新国风倡导人)：“他的这一系列举措(指复兴汉服与编纂《四部文明》)，让我不得不奉之为汉文化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
钱明锵(著名诗人、辞赋家)：“文怀沙，神人也。神人者，神奇非凡之人也。这主要是说他的姿容、行止、技艺等均非常人所能及的意思。”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文怀沙“百度百科”中所摘录的这些评价当中，反面评价的大都是教授是学术界的人士，而正面评价的则是社会各界的人士。而他们所评价的是文怀沙的学术问题，这种对学术问题的评价，毫无疑问要以学术界人士的为重。
学者李辉发表原创文章称，文怀沙先生近年频繁亮相各大媒体，以百岁老人、“反江青”英雄和国学大师的身份名声大震。
然而在考据了史实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国学大师身份均存在重大的疑问……
一文惊起千层浪，究竟是谁在“造假”，究竟是谁欺骗了民众的信任，一时间争论不休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据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
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
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
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似乎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为：。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生动了!却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徐先生的判断似应更为可信。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样，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外行者评说。何况，有些好学之士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译》(以下简称《今译》)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译》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相同，似可帮助我们解开那些种种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面对李辉的质疑，文怀沙或表示为“不屑”、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要弄清楚文怀沙入狱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按照法律程序，无论是入狱或是出狱都必然有文字手续，如果是冤狱就有撤销原判的平反决定。只要拿出相关文书或到法院、监狱等有关部门查一查档案就行。
令人不解的是媒体纷纷报道莫衷一是，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而作为代表政府的官方有关部门本应实事求是地给人们一个交待，反而却一直保持沉默……
……
如果真正能称得上大师，必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人们都知道，被泥沙蒙裹的金子，永远也是金子;而涂上金色外衣的砂子，永远也变不成金子。
人们常常感叹，没有大师的时代是悲哀的。
其实，大师充斥的时代更是悲哀的……
大师写大师的文章篇3：每一个相逢，都是一场恩泽
文字/香袭书卷
女人的日子，也是一种修炼。是啊，在仓促而过的人间，我们该修炼成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些都取决与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会渴望着拥有很多，名利地位，爱情友情，各种情感交织在生活的边缘。沿途，会有很多的不同，这一路走来，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循着内心的真实想法，去真实的生活着，在最真实的生活中，修炼最好的自己。
秋天顺着时间，越来越深。早晨坐在秋里，到了需要着披肩的季节了。风带着有些沁骨的凉意了，白天的太阳还是那样明晃晃的，到了夜晚，却也凉爽的睡的安稳了。山道上的落叶，铺在地上。云朵在高洁的天空，我虔诚的，在佛前，许下今生的愿。修一颗清净心，与菩提同在。
来来往往中，会遇见很多的人和事。没有准备的去遇见，是生命中最美妙的奇遇。我们遇见的人，也许会与你擦肩而过，也许会停留片刻，也许会从此走进你的生活，也许会在分别后再无联系，可正是这些不间断的相遇，推动着我们去体验生命的情感。会为别离伤心落泪，会为相逢喜泣而笑，会为失落叹息焦虑，会为得到欣慰至极。这生命中所有的相逢，都是一场恩泽，好与坏，都值得我们真心相待。
一手烟火，一手文字。在手持人间烟火的时候，会为方寸之间而落地生根。生火，煮饭，洗衣，养植物。那一刻，天就是那片天，云就是那朵云，真实而触手可及。净手，写字之间，看山就看见了山上的树木，看云就听见了云中的故事，在文字里行走，四季有花香，种下的都是心灵的芬芳，开出的就是一片自己的景色。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是为了教会你一些事情。可能是一场伤害，可能是一场相爱，可能是结伴共事，可能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世界的多种形态。不管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人存在，有什么样的事发生，于我们来说，都是应该去面对和接受的。既然，你的生命与之有缘，那就，在尘世里最深的缘分中，与你生命中的所有发生，共赴一场生命的盛宴。可能尽力了，梦想并没有实现。可能付出了，情感并不完美。结局并不不再重要，过程就是一段难忘。
我坚持着内心的梦想，我坚持着最初的初心，一如既往，在清晨写字。日复一日，笔下的文字已经走过了季节的路口，在向着有光的地方，缓慢的，却坚定的，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