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的三个入手角度

2016-12-02

无罪辩护的三个入手角度：

被告人渴望得到无罪释放，但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显然不以被告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好的律师会从案件中挖掘无罪辩护的理由从而进行有力度的无罪辩护，最后取得被告人无罪释放的良好效果。作为辩护律师若能无罪辩护成功使本来无罪的人重获自由，无不是我们竭力追求的目标。

从犯罪构成理论入手作无罪辩护。

律师制度恢复之初，法制尚不健全，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甚至到今天，仍然重实体轻程序，因此律师辩护主要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切入，对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任何犯罪必须同时具有适格的犯罪主体、犯罪的故意和过失、侵犯了法律保护的犯罪客体，而且具有犯罪的客观行为，才可以认定犯罪成立，否则可作无罪辩护。

从证据不足入手作无罪辩护。

新的《刑事诉讼法》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无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引入我国，给律师无罪辩护创造了机会。证据必须形成证据体系，有时我们称它要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若证据不能形成体系，证据链条脱节，指控将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证据不足应当“疑罪从无”，不应当“疑罪从轻”。许多案件，律师可以从证据不足入手进行有力的无罪辩护。

从程序违法入手作无罪辩护。

程序辩护是律师无罪辩护的最高境界。通过剖析控方程序违法，从而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是控方的指控失去有力证据的支撑，从而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违法回避规定、违法管辖规定取证，尤其是刑讯逼供、诱供骗供都是法律禁止的，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按照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司法解释的层面看，对非法证据是一律排除的。毒树结毒果，毒果不可取，这就是西方的“毒树之果”理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法治理念。

无罪辩护应遵循的原则

要特别熟悉案情

熟悉案情要求律师特别熟知和掌握案件整个情况，熟悉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熟知被告人具有哪些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只有做到熟悉案情基础上，才能结合法理和法律对案情进一步地研究分折，决定是否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果决定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那么就要进一步分析如何其作无罪辩护。熟悉案情除了要求律师要仔细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外，还要特别强调律师要认真进行调查取证，调取相关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等有利的证据。但律师尽量不要亲自调查，最好是申请法院或检察院调取，这样有利于降低执业风险。

无罪证据要充分

证据充分，是指律师对被告人无罪提供充分的证据。无罪辩护不容易，只有证据充分了，辩护才有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控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使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因此，除了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被告无罪的意见、写明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论证和阐明。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应用已经收集的证据进行有力反驳。

要慎重决策

律师决定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应特别慎重。之所以这样，因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往往要冒比较大的风险，无罪辩护案件往往比较复杂，事实和证据往往盘根错节，很难一时就看清。一般情况下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极低，所以慎重决定确有必要。如果冒然决定为被告作无罪辩护，反而会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大多数无罪辩护案件中被告人被诉有罪，是因为检察人员掌握了比较充足的证据，这些证据既充足又不易驳倒，所以律师不能轻率向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承诺。为了慎重起见，有时应当与其他律师进行商量;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领导，集体开会，共同商定是否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注重沟通规避风险

注重沟通要求律师决定为被告作无罪辩护时还要注意与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沟通。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律师的权利还没有充分的保障。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经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甚至会因为某些工作瑕疵被有关机关抓把柄，严重时还会遭受牢狱之灾。因此，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要注意保护自己，要懂得同上述机关沟通，以消除误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进一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确实构成了比较严重的犯罪，只是在证据上有所欠缺，这时不宜做无罪辩护，可以考虑“辩诉交易”做罪轻辩，这时我国现实法制环境决定的。

无罪辩护的三个入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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