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冰心的散文

2017-03-22

关于冰心的散文 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 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 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 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关于冰心的散文 独行的冰心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

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冰心:《我》

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留给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竟少得可怜。更多的情况下,人们被时代驱赶着前行,像赶赴一个个盛大的集会,停不下来,也来不及思量。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的:“在20世纪中国,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历史强加给他的规定性成长。”我们只听得到群体的口号,而听不到个人的声音。政治空间对心灵空间、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挤迫,几乎成了本世纪的标志性景观。

而冰心,这位身着旧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学发轫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荒芜的心灵园林里打扫尘垢,锄草施肥了。她试图以智慧的繁星和纯真的春水,焐暖世纪冰冷的胸膛。与名字相反,冰心是温暖的,她没有染上那个时代的女子特有的闺阁式的自怜,而纯然是一尘不染的洁净与正直。她外表的单薄与弱小,更凸显出她精神的伟岸与不凡。

冰心与鲁迅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鲁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阳刚的一面,冰心则代表阴柔的一面;鲁迅是一柄锋利的社会手术刀,冰心则是慈爱的灵魂布道者。学者李吉力在论说《红楼梦》时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男人是泥性的,“这两种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为审美向度出现在历史中的,而男人是社会的作为力量的象征从事于历史的创造的。”如果说鲁迅是荒野上的战马,冰心则是河流边的水车,她承继的是中国文化中娴静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浇灌心灵的沃土;如果说鲁迅是以超人的力量肩起历史的闸门,冰心则是于不动声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的存在,丰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维度,使中国的精神启蒙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结构或平面结构,而呈现出迷幻复杂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姿态没能赢得足够的发展时间而过早地夭折了。当鲁迅传统生长为一株大树时,冰心却日益成为盆景园里孤独的标本。“文革”中泛滥的兽行不是因为群体信仰的缺失,而是因为个体良心的泯灭。那些闪烁着幼稚的眼光,本应从《寄小读者》中汲取营养的学生娃子,争先恐后用《毛主席语录》抽打作家的脸颊。还会有女孩,在无边的暗夜里为远行的人制作一盏温暖的小桔灯吗?

冰心依然被选进课本———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最初便是在课本里结识冰心的。然而,漫长的时间足以将所有美丽的外形浸泡得变形。那些 在时间深处长出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桔红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 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

茅盾在《冰心论》中写道:“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小说如社会学论文一般谨严缜密。他对文学价值取向与己截然相反的冰心作出这样的评说,绝对非同小可。

关于冰心的散文 与冰心对话

秋,夜凉如水,暮色四合。

曾几何时,心中有了一份对诗歌的向往!静夜,独坐,手心里捧着《繁星春水》,带着青少年特有的痴狂,遂封堵起这“零碎的思想”。

星光下,与冰心对话,惬意无限……

依偎在清新隽丽的文字下,任思绪飘飞,任心灵畅游,任自我陶醉其中,只言片语,却如人生泛舟般,沿途风光应接不暇。充满传奇色彩的语言,把我深深地吸引了!

“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对童年的追忆,在冰心那颗净洁无瑕的心中,这,便是童年!劈开黑暗,催到忧伤,永远向着光明与快乐!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对母亲的讴歌,在冰心那行饱蕴思想的诗行中,这,便是母爱!如同雨露,滋润和哺育着生命与情感;如同港湾,给予人生的避难所,有歇息的地儿!

“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浪的清响”对自然的赞美,在冰心那缕淡淡的思绪下,这,便是自然!不施浓墨重彩,不披华丽衣服,却勾勒出一个幽幽的世界!

她不愿描绘苦难的人生,赚取人们的泪珠,因而,选择了理想的人生,在她理想的人世间里,只有同情和爱恋,只有互助和匡扶。因此,母爱,童真和对自然的歌颂,即成了她的主旋律。她放情地赞美至高无上的母爱、白璧无瑕的童年和一切美好的新生之物!那些个零零碎碎,是一篇篇断章,却有着完整的思想。零碎的诗篇,却很精辟;简单的文字,却很丰富。耐人寻味,饱含哲理!

喧嚣疲惫,一如尘埃般静静沉淀,深沉的天空,星星若有若无地眨着眼睛。一次次的解读,一次次的对话,即使被阴霾充斥的心也会释怀,终会叩响每一扇冰封的心门。“青年人|珍重的描写罢|时间正翻着书业|请你着笔!”她在提醒我:不要懈怠,不要蹉跎,勤奋努力地去学习,去“珍重的描写”字的人生诗篇。温纯的文字,清新五华,通俗易懂,如一滴滴水珠,穿透思想,留下刻骨铭心的深刻!

她,一个深邃的哲人,思索着深刻的哲理,敏感的笔触,描绘出点点繁星!

我,像个幼稚的孩子,品玩着快乐的心绪,简单的文字,掠过悠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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