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

2016-12-11

以北魏为代表的魏碑书法历代为书法家所推崇,魏碑书风形成的根本动因是印度佛学思想,魏碑书法展示出佛学意蕴的出离心、度世心以及无粘滞心,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希望你们喜欢。

鲍贤伦

男,著名书法家,浙江鄞县人,1955年1月生于上海,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负责文博工作。协助负责文化文物市场管理工作。分管文物处、博物馆处。

鲍贤伦书法创作特点

古代经学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我注六经”,侧重于训诂考证、章句解疏,以汉学为表代;另一种是“六经注我”,侧重于义理阐发,借古人经典寄托自己的观点,以宋学为代表。这是古代思想领域对待经典的不同方法,两者各具功能,各有建树,不应该有高下之别。艺术的目的,在于借助某一种具体的形式,来获得一种体验,抒发作者的情感和理想,书法亦如此。鲍贤伦先生在隶书创作中,不是机械地顺应隶书的历史贯例,延续经典的模式,而是追本溯源,深造高古,径直从上古隶书的源头,引一泓活水浇灌自家园地,既合于古,又适乎今,在表现隶书书体个性的同时,又表达自己的书法个性,从创作中获得纵心奔放、恣意豪迈的精神体验。因此,无论是他对待古典范式的态度,还是他创造的书法意境,都是在走一条“隶书写我”的路径。在他实现这一隶书理想的过程中,有三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以书写性激活隶书的古艳之美

在强调书法艺术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淡忘书法最本质的特征——书写性。其实书法的书写性与艺术性是共生的,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书写性是书法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特征,也是它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特质。在隶书的历史进程中,书写性的淡化是由于早期墨迹范本的地面消失,阻隔了人们对汉代及汉代以前隶书真实书写状态的观察与认识所致,石上流传的汉隶,成了当然的隶书经典。隶书本该是生动活泼的:“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流郁拂,微势缥缈。”(晋·成公绥《隶书体》语)这是一种何其魅人的古艳之美。然而,随着汉代石刻隶书经典的确立,研习隶书,只能对碑铭和石经等经过转移复制的范本陈陈相因,西汉以来笔底气韵生动的景象逐代消散,隶书逐渐走向凋敝。尽管鲍贤伦先生在他的隶书学习中,也曾有类似的历程,却能较早地觉悟到,隶书首先是写出来的,然后才是刻出来的。要获得隶书的古艳之美,只有透过石刻书迹的科律,将它还原为生动多姿的书写过程,以此激活古老书体的生命活力。清代金冬心、邓石如、郑谷口、伊秉绶这四位隶书大家的实践,得到了鲍贤伦先生的关注。金的漆隶,强化了锲刻效果;邓通过用笔方式的革新,增强了笔力的雄健;郑以飘逸的笔法,夸张了隶书的艳美;伊用渊默深稳、息心静气的笔墨,营造了隶书的高古气息。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而背后蕴含着一种共同的观念,都试图在经典隶书之外,寻求隶书形式扩张的可能性。鲍贤伦先生的隶书,看似从碑铭回到了案头,以书卷气消解了庙堂气,但反过来说,在恢复书写性过程中找回了它的原生状态,探得了隶书的古艳之美。他的实践让人切实地感受到,演绎书写性可以赢得隶书的创新空间、实现隶书新的审美价值,也为我们理解书法的“技进乎道”,提供了具体的范例。

第二,以写意性强化隶书的寄情功能

文人士大夫的寄情需求,刺激了书法的发达。书法史是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延续的,而不是简单地由书法作品缀联而成的。书家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身份,也不在于一种职业,而在于他具备在书法创作中获得体验的能力,获得精神释放的自由。有了这样的能力与自由,然后才能印证他书家的身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书家创作了书法,而是书法成全了书家。鲍贤伦先生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书法内核,并依此把自己与书法的关系调整到恰当的位置。在他看来,书写性还只是从技法层面获得隶书的笔墨趣味,这是创作主体对于书法创作的一种驾驭方式,还不足以从书法创作中得到真正的精神回馈。书法寄情功能的实现,必须仰赖于后者。他感到,在众多书体中,隶书具有寄情的比较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隶书天生具备写意化的倾向。隶书本来就是为了适应比篆书更广泛、更高效的书写要求而产生的。卫恒<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从发生学角度看,隶书是篆书的流便写法。在那个时代里,如果篆书是楷体,那么隶书就是行草。即使在今天,它的抒情特性依然存在。因为它较之篆书,具有可识性、平民性优势;较之行草,具有规整性、典雅性优势;较之楷书,又具有高古性、飘逸性优势。这一点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理想是何其契合。因此它的表现活力和浪漫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其次,在书体史上,隶书不是一种概念和科律,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凝固的书体,而是由无数具体的隶书形态所组成的,似乎把隶书看成一种恣意的书法状态更为确切,为创作者的审美满足,提供了广泛的对应可能性。鲍贤伦先生将对生活的感受,对人情物理的体验,归结为对隶书的感受和体验,在写意化过程中寄情述怀,假借隶书表达他的书法理想、艺术理想,同时也实现了他的精神归隐理想。

第三,以学术性浇灌隶书的人文气质

不仅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情怀,同时也表达创作者的学术志趣,这是中国书法人文性的重要特点。在古代,博雅之士是对文人的盛誉,博需要有远见,学识和胸襟;雅需要有情致,趣味和气韵。这应该成为修炼传统艺术、修炼一种高古书体的素质要。除了法度之外,也应该成为判别书法品位高下的标准。书法的创新来自作者的艺术天分,也沾概于对古典书法的艺术思考。强调书法的人文性不是抽象的。关键是要将书法的博雅气质,有效的灌注到书法的创作之中。这一点,鲍贤伦先生凭借其知识背景和社会身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他在隶书方面的夸张能力,就是建立在对六国文化捻知前提下的,从而实现了对先民历史的浪漫演绎。他善于用书法视觉审视简牍,也善于用考古视觉审视书法,充分利用这些瑰丽的书法资源,经过简牍时代那种凝神、浪漫、欢娱、神异的原始之美的浸润,然后在他的笔底整合出一种艺术趣味与人文色彩兼备的隶书形式。鲍贤伦先生的隶书,走的是一条个性化极强的非经典路子,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挑战性。但书法创作本身就是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它并不承担塑造公共景观的任务。然而,“隶书写我”的书法姿态确是极赋经典文化意义的。内在的中庸、练达,为他在风格上的冒险与挑战作了稳实的铺垫。

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欣赏:

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1

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2

鲍贤伦魏碑书法作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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