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心理健康与幸福的论文
总体来说，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或客观环境等同的情况下，心理健康程度高的人比程度低甚至不健康的人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谈心理健康与幸福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心理健康与幸福的论文篇一
《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人口学变量、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对广州市政府、企事业单位340名青年白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2)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3)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量，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量是乐观和社会支持。结论：广州青年白领对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但对自我评价积极、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情景性因素和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2-0175-0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在此发展过程中白领青年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着财富，但是，物质上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幸福。相关调查显示，诸如公务员、高校教师、外企职员等白领青年的幸福感相较于其他人群并不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时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紧张、失眠、无意义感常常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谈杰，2008;田振敏，2010)。该研究把青年白领定义为：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包含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依靠知识和技术谋生，月薪4000元以上，有较稳定经济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工薪阶层。
产生于20世纪末美国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当代心理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反对传统心理学过分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消极取向，它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积极个人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组织系统。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评价这一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教师群体、老人群体等为研究对象，涉及青年白领群体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偏向于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并且多以理论上的描述性研究为主，鲜有实证研究去探讨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而作为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如何?他们对自我的评价状况又如何?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到底存在哪些影响机制?当了解了这些关系之后，又该如何改善他们的自我评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呢?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学术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正是提出该研究的理由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广州青年白领为研究对象，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调查基础上考察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可以分为人口学变量、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压力和社会支持作为情景性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证明(严标宾，郑雪，2006;Schiffrin&Nelson，2008)。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人格特质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Shimai等人(2006)对1099名美国和308名日本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热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点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eterson及其同事(2006)通过网络取样所进行的一项回溯研究也表明，积极特质有助于帮助个体从生理和心理疾病中恢复过来。而目前对于白领青年心理健康或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仍缺乏整合研究，因此该研究拟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情景因素(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和积极人格特质(核心自我评价(CSE)、希望、乐观)三个层面探究白领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客观揭示白领青年群体心理状况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为白领青年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广州市越秀区(政府单位集中)和天河区(商业中心)的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白领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3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89.5%。其中，男性213人，占63.0%，女性127人，占37.0%;未婚51人，占15.0%，已婚210人，占61.8%，其他79人，占23.2%;一般员工202人，占59.4%，基层管理者77人，占22.6%，中高层管理者61人，占18%;被试年龄22～35岁，平均为28.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Diener等人(1995)编制，共19个项目，7点评分。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该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0.83、0.83、0.80。
2.2.2 心理健康量表
李虹等(2002)修订，共20个项目，采用“是”和“否”计分。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3个分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仪系数为0，88，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9、0.76和0.85。
2.2.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杨晓峰等(2009)修订，12个项目，5点评分，单一维度，其Cronbach α系数为0.76。
2.2.4 乐观量表
袁立新等(2007)编制，共11个项目，5点计分。
3.2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人口学变量、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阶层回归分析。首先，性别和年龄组成第一阶层进入回归方程，其次，可能会因人口学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特质因素(CSE、乐观和希望)作为第二阶层进入回归方程，最后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持)作为第三阶层进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41%的变异量(F(9，168)=14.738，p=0.000)。以同样的方法对心理健康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心理健康43%的变异量(F(9，185))=14.738，p
4 讨论
4.1 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
对广州青年白领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描述，得知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99、2.75、3.48，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持的题均得分分别为1.82、5.00，特质性因素CSE、乐观和希望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30、3.62、2.79，结合量表项目的评定等级，可以发现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希望、乐观和CSE等积极因素都在中等以上水平，而广州青年白领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则低于量表的理论中值。研究者发现，青年白领所向往和憧憬的幸福生活与其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价值期望过高和现实中的需求缺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比如：理想中期待拥有自己的产业，而现实中却处处受制于公司和领导;理想中期待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而现实中却是繁忙的工作和单调的休闲活动等等。
4.2 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阶层回归的结果表明，乐观和社会支持均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两种作用机制(董增云，2007)：一是主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能够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二是缓冲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压力条件下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和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也是主观支持的一种。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领悟社会支持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广州青年白领在平时社会或者面对应激情景时，感知到较多社会支持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化解压力，从而能够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或者缓解压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领悟社会支持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乐观是指对事情的结果持积极的态度，更多看到生活中好的一面，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良好的期待，这种期待能鼓励个体为解决问题不断做出努力，因此更有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并由此带来更好的结果。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通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好的一面，有利的或有建设性的一面，并且这种态度能够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会有较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4.3 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量
该研究发现性别和压力知觉也是预测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量。研究表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即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而压力知觉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压力水平以促使个体的心理机能和行为状态达到最佳程度，但是如果压力水平过高或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个体应对压力的身体资源就会减少，能量消耗、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身心紧张，从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广州青年白领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工作前景不明(升职无望、跳槽困难等)和生活开支过大(供房、供车、物价飞涨等)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无疑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对男性的角色期望普遍都会更高，这种高标准会导致其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男性的幸福感水平会低于女性可能源于这一社会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广州青年白领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一是政府部门、工作单位和家庭朋友等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持，良好和谐的社会，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和关心可以排解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压力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二是开发和加强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心理力量，它们是：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等，这些积极品质是他们应对生活情景的重要心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