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复《政治讲义》中的宪法

2016-11-12

一、《政治讲义》的前提

严复在《政治讲义》中阐述的政治学说立足于几个基本前提。这些前提是作为理所当然的既定条件被提出来的，并未证明其妥当性。第一个前提是，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他以“民生有群”来表达。严复认为：“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换言之，社会是自然必要成立的，并非是由于人的作为而创造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天演论》的译作者，严复一直是以一个进化论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的。《政治讲义》中屡屡提及他的译著《社会通诠》，书中阐述的就是政治社会的进化过程。[3]然而，对于严复来说，天演进化并非意味着对于进化的前阶段的否定，国家、社会每一阶段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因“天时、地利和民质”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国家等政治学概念作考察时，应“不设成心于其间”，正是这种态度使严复能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观察政治现象，尤其是中国的立宪问题。对此，严复有明确的表述：

东西先儒，言政治者，……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5}。

第二个基本前提是治与被治的关系必然存在。即社会(群)必然分为治者与被治者，这里必然存在着支配关系(管辖、管束)的命题。严复将确立治权的社会称为“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人类历史在很早的阶段就成立了国家。这样，为了统治而不可缺少的机关就是“政府”，因此，“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同时，在严复看来，“政治学问题，乃是国家，凡是国家，皆有治权。”因此，对国家、治权(政府)的考察，自然成为讲义的核心内容。

《政治讲义》的第三个基本前提是国家的有机体理论。他认为国家同生物一样是有机体(有机之体、官品)。严复认为国家不是零散的个人的集合体。就像生物中由细胞构成各个机关而承担各种生命活动一样，国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关承担不同的作用而组合起来才得以存在的。因此，同生物有机体存在进化现象一样，有机体的国家也存在进化现象。进化是有机体适应环境变化的现象，因此，国家的进化必然是渐进的过程{6}。严复主张，国家虽是由人所为，但仍是天演之物，其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例;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

在方法论上，严复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大体而言，他将“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所使用的方法概括为四种：“进化的方法(天演术)”、“归纳的方法(内籀术)”、“比较的方法(比较术)”、“历史的方法(历史术)”。在《政治讲义》的第一会，严复就强调他要论述的“政治”并非中国古代的“治术”，而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他尤其强调归纳的方法，所谓的“内籀之术”就是对待政治学的根本态度：“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按严复的理解，“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5}1244换言之，是以传统中国的考据学来研究政治学。基于这样的方法，严复将《政治讲义》的内容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

二、量化的“自由”

从哪里入手来理解严复以古文的方式对现代政治概念的描述呢?佐藤慎一认为，《政治讲义》“最大的特色在于用彻底量化的态度来对待专制与自由这一问题”，而这一特色也是理解严复的关键所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专制与自由的问题虽然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展开了不同的论述，但是除了严复之外，所有的论者都是将专制与自由作为质的问题来把握的。…具有这种想法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是极为稀有的。围绕着严复的思想特质，是应该将其视为保守的还是应该将其视为革新的，或者说是应该将其视为西方派还是应该将其视为国粹派，等等，虽然展开了一些没有什么结论的议论，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执著于从量的方面来把握政治现象，正是处于其思想特质的核心位置。

自由的问题是《政治讲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严复是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来分析的，通过对自由的解释，他得以表达自己的立宪观和对诸如专制、议院等概念的看法。在《政治讲义》中，严复界定自己要论述的“自由”为“政界自由”(国民的自由)，而非“伦学中的个人自由”(个人的自由)。“政界自由”是“与管束为反对”的概念，而“伦学中的个人自由”指的是穆勒在《群己权界论》(《论自由》)中论述的“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也就是说，严复这种政治上的自由是有关人们在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中的行为的界限，与个人的伦理上的自由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政界自由”的独特性何在呢?严复认为，“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尚不至于烦苛之谓也。”简而言之，“政令简省为自由”，“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从自由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因为自由是与所谓管束相反对，而“受管束者，受政府之管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因此，“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反之，如果政府管束过多，自由也就被否定而无意义了。这两种极端的状态都是极少见甚至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无论在什么国家，自由的有无常常都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认为，“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专称可耳”。在某一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由这一问题，不是由其政府的形态如何来决定的，而是与其国家所处的条件，如“天时”、“地质”、“民质”有着具体的关系：

(自由)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

三、宪法与议院

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把专制与立宪当作对立的一对概念来理解，他认为专制也是一个只能用程度来量化的词汇，因此，专制与立宪的差异在于改废政府的方式。在立宪体制下，改废政府的权力全赖于议院这一制度化的形式，它区别于以流血革命的方法来求取自由的与“君上为争”的古老传统。如果民意的向背没有宪法这样的法典为依据，其结果就是君民之争，所以，“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立宪与专制的关键区别，是有没有议院作为观测民意的制度，立宪政体就是将革命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因为，“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对此，严复提出了与专制相对应的宪法概念，所谓宪法，乃是“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

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

严复对西方的立宪政治制度十分了解，对于议会在立宪政体中的功能，严复也有精辟的界定，他认为：“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考英国议院有权，亦不过我们国初之事。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议院矣。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政府行事，必对于此而有责任，凡其所为，必受察于议院，设行事为民心所不附，议院有权以易置之。”问题是，民众有了议会这样的制度，自由就必然增加吗?对此，严复以量化的自由概念提出了相反的理解，因为议院的存在、民权的增长并不是使“政令宽简”，而是使“法制弥多，治民弥密”。正如严复所说：“自历史事实言，则国有议院，与法不烦苛，此二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也。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所责取者，赋税徭役而外，无所关也。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所以，民众的自由自然是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自由的多少与议院的有无正好成反比例，甚至二者只能存其一：

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几于相灭。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4]

与“喜闻新异之说，……崇拜自由”的一般国人相比，严复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即使是在西方，作为立宪政治关键制度的议院也只不过是减少流血革命这样的暴力事件而已。如前所述，如果议院不是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体现和保障民众自由的机关，那么，议院对于中国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以议院为基础的立宪政体又怎能使中国自存且富强呢?对此，严复以“有责任政府”的概念为中国政治开出了一剂药方，如何使政府负起责任来，才是改革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正如严复所说：“今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与“有责任政府”相对应的概念是“放任政体”的概念，严复创立这一对概念时所集中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贫弱和政治的亟待改进，对此，他有如下的评论：“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在举国皆喜谈自由、崇拜自由的时候，严复却视自由为下品，而以“有责任的政府”为根本的关注。在他看来，所谓“自由的人民”这样的概念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建立立宪政体最紧要的工作是改造对民众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有责任的政府，至于民众能享受多少“自由”，则与政府之权限一样，要遵循“天然自演”之理。

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四、宪法与舆论政治

如何使政府成为对民众负责的“有责任政府”呢?在严复看来，这对于中国之立宪事而言是一个“图穷而匕首见”的问题，也是《政治讲义》第八会的“结穴问题”。他指出：“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所以，设议院代表众意仍然是问题的关键。于是，在文章的结尾处，严复提出了“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以议院为测视舆论民情的常设机关。

然则专制、立宪二者，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而二者不同安在?应之曰：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由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机关也。

针对“代表制”的问题，严复创立了一个新的概念—“扶治”，他认为“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两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者、受治。”同时，“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破坏政府之权力也。”在严复看来，“扶治”才是议院作为舆论机关在政治上的最大功用。严复认为，“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如果没有一个机关来行此功能的话，如严复所说：“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欲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后果呢?严复认为是“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论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因此，如果说严复笔下的议院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本思想制度化”，那么，以议院为紧要机关的立宪政治也有这样的中国式根源，这或许是我们理解严复宪法观的一个基本前提。

严复对议院的理解对当时大多数主张君主立宪的士大夫都有内在的影响，而且这种独特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夕，甚至有人提出“舆论政治”的概念来解释立宪政治。如1910年刊载于《国风报》上的一篇署名为“长舆”的文章，题目是《立宪政治与舆论》，文中称清廷自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以来，咨议局、咨政院次第成立，“国会之开即在旦夕。我国国民皆有参与政治之权，即皆负监督政府之责。我国数千年之独裁政治，固将一进而为舆论政治矣。”作为一个与“独裁政治”相对称的概念，“舆论政治”标志着立宪时代的到来，因为在议院的监督之下，“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所以，“立宪时代，舆论实政治之源泉”。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将判断舆论的标准解释为议员投票的“多寡之数”，这仍然是一个量化的标准，而《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却指出，“有势力之舆论非必即有价值之舆论”，舆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能够代表众意，实现“众治”。那么，什么样的舆论才能形成所谓的“舆论政治”并与立宪政治相匹配呢?在作者看来，要以民智、民德的高下来判断舆论，并且这种民智、民德仍然是在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中被观照的：

凡人之生，莫不有利己之天性，其论事也，即不能无私意搀于其间。故一二人之所谓为利者，不必果为公利也;一二人之所谓害者，亦不必果为公害也。惟举群之人而皆曰利、皆曰害，则其所谓利害者，当较公，而不至辟于其所好恶。此舆论之所以可贵也。然而利之与害，恒相倚伏，事固不能纯利而无害也。且群俗变迁，时宜各异，……群治至赜，事几至微，必其群之智识能洞察时势之真相，深知国家之大计，然后其所主张之利害，能切中于事理，而造福于国家。若其智识程度不足与时势相应，其所主张之利害往往与事实相背驰，则所谓舆论要不过庸耳俗目之凡识。合群盲不能为离娄，合众聋不足为师旷，虽大多数之主张，固不足成为舆论也。……盖舆论之价值，、固比例于民智民德之高下而为轻重者也。

于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要实行立宪政治，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仅仅建设议院这个机关，而是转化为另外两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其一，首先要培植出立宪政治的主体—在道德和智力方面能与舆论政治相配的“民”。这样，立宪的问题在现时态上便被转换为一个怎样培植具有“现代性”的人民问题，因为没有合格的政治主体，立宪不仅不能得“美治”，反而会成为“大乱之道”。“今日中国言变法者，……动欲国家之立议院，此无论吾民之智不足以兴之也，就令能之，而议院由国家立者，未见其为真议院也。徒多盈庭之莠言，于国事究何裨乎?”{5}883“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灭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5}475其二，以地方自治为开议院的政治准备。对于这一问题，严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在中国当时的情形下，不能急于开国会、设议院，而应当采取先实行地方自治然后开议院的渐进方式：“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地方自治之治，乃刻不容缓者矣”{5}982。也就是说，严复想从个人的自治开始，到地域、省，然后到国家全体，循序渐进地实现地方自治、实现立宪制。以所谓“及格之民”为立宪政治的主体、以地方自治为立宪的基础的观点，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立宪观，这也是当时地方精英和知识界人士共同的认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个人开始最终发展到国家的想法，基于一种儒家的世界观和思想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观和国家观。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逻辑上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地方基础应当优先于国家统一，也是国家统一的基本条件。孔飞力曾这样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地方问题：“顾炎武及其追随者们理想化的所谓‘封建制’很强地制约了中国人，使他们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去观察全国的政治理论问题，如果全社会的权力存在于它的每一个部分，那么，要改进社会就得从底层做起”，“在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中国，人们关于天下的理论多半是从关于个人品行、家长权威，以及乡土效忠意识，这些单一特殊的价值推而广之得到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历代知识分子奉行的准则。”

五、地方自治与《郡县论》

地方自治作为一个立宪时代的现实问题，很微妙地与传统理论相结合，最明显的例证是严复等人在讨论宪法问题时都很倚重顾炎武的观点。这与沟口雄三将明末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历程萌芽时期的看法恰好吻合。他在总结中国近代思想的起源时强调，从政治层面来讲，在明末清初有不断地向着地方分权化的动向。如果认为欧洲与日本的近代历程是从封建的领主制到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历程，那么中国与二者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政治体制在近代的变革之路，是以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分解而走向地方分权化的历程。在《郡县论》一文中，顾炎武曾论述封建制相对于郡县制对于中国地方行政改造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一个好政府道德需要有良好的地方基础。他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他们基于乡土的亲情而赢得了本地人民的长期爱戴，也取得了很好的地方自治的效果，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以巩固，达到太平之治。但诚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关键在于，无论是顾炎武还是他的评论人，都没有把制度架构问题提上议程，这一讨论的着眼点在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理基础。我们看到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私家亲情向公共领域的扩大。”对此，严复在《原富》按语中也有相应的解释，他所要阐明的仍然是“天子治天下之道”，并不是议院及选举代表制等源于西洋的新制度架构：

顾亭林《郡县论》五，谓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土地皆其田畴，城郭皆其藩垣，仑廪皆其国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废;为藩垣国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夫治天下者，如是足矣

六、结语

在激烈促迫的时代里，严复的诗人气质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宪法的精神性：宪法所载的是理想，是将来，是来自于西方的应该怎样。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思考政治的方法往往源于历史精神，解决政治问题必假“民意”之名，而代表民意者不是人民的组织，是功德巍巍的大领袖。“宪法就象诗人(他们没有男子气)”，这是巴克教授在评论梅因的《古代法》一书时使用的经典比喻。对于“法学家”而言，深刻地理解“历史的国家与历史的法律”比创立新法典更有意义，重申和加强历史的训诫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恰当的理由。严复的《政治讲义》使用了梅因的方法：历史精神与进化论。如巴克教授所说，这是一种抛弃任何先验假设(尤其是契约论)的方法，它通过重申和加强古老的训诫来维护法律，同时根据法律的历史来对待社会现象。严复从斯宾塞那里获得了19世纪的渐进主义进化论，这使他相信民主的实现要以它存在的历史条件成熟为前提。严复引用斯宾塞的话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国人无知、体弱、缺少公心，只立宪法并不能使民自治，借明君之力才能为民主奠定基础。“宪法如诗人”的命题使同样具有诗人气质的严复认识到精神性的宪法离不开皇权，大一统才有行动的大力：“然则能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如史华兹教授所说，在《辟韩》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他的激进主义，不过，这种民主主义的信仰要在他的“保守主义”前提下才能理解。推而广之，这或许也是理解严复君主立宪思想的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