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论文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全文如下：
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一、妥协政策的形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
(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共的道路。
二、不抵抗策略的实施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部人员的供词中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仅是几个军官的个别行动，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只是事变发生后，得到了军部的默认。通过对日本国内不统一情况的了解，张学良更坚定地认为近期发生的挑衅事件，是局部事件，可以通过谈判、让步来得到解决。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态度。他以往的对日交涉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参考文献：
[1]方正等。张学良与东北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一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