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情况与特征论文
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以境内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地处东经115°31′～126°04′、北纬47°05′～53°20′之间。东邻黑龙江省，西、北与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与俄罗斯、蒙古国有1723公里的边境线。呼伦贝尔市总面积2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与江苏省两省之和。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情况与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情况与特征全文如下：
呼伦贝尔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众多、人口稀少、区域广袤、地处北陲、毗连沙俄、地位重要。清时，直属于黑龙江将军管辖区域(或称防区),民国建立后，以县治的形式继续隶属于黑龙江省.清末民初，在传统“旧学”和新式教育的双重作用下，呼伦贝尔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边疆教育之路。
有关这一领域，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题论述，学者往往是在论述蒙古、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时兼有提及，因此很有研究的必要性。本文依据相关文献、档案资料，对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状况与教育的特点进行梳理，涉及的时间范围在清末至1931年期间，地理范围主要是大兴安岭(亦称内兴安岭)以西地区。
一、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状况
清末民初呼伦贝尔的教育形式，大体有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寺庙教育、俄侨教育四种类型。下分述之：
(一)学校教育
早在康熙年间，依照清政府“诸满洲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艺”[1]的指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墨尔根城(将军府所在地，今嫩江县城)设立满文学堂，招收新满洲子弟入学读书。此后，黑龙江各城先后设立官学。相对黑龙江其它地区，呼伦贝尔官办教育的起步更晚。至光绪八年(1882)，才创立岭西呼伦贝尔地区的第一所官办学堂。“副都统公署始建文庙附设校舍二所，设学官一人。由副都统就无品级笔帖式拣用，以三年为任期。其教科分识字、习字、练弓箭三课”[2]227,其教官“系自全省各城中满汉文兼通之人员中选出，试以教导八旗之子弟。待本地之文风勃兴之后，将此教官送还原地，从本地笔帖式选教官以继任之。”[3]
师资比较紧缺。该官学主要“招收八旗子弟，年收学生48人”[4]1976,招生能力也比较有限。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式教育的影响，清朝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壬寅学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出现近代教育的萌芽。受此思潮的泽润，呼伦贝尔地区的官办教育也进入新时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呼伦贝尔副都统苏那木策麟设立呼伦贝尔城(今海拉尔)第一所近代的“蒙文官学。”[5]27三十四年，呼伦贝尔兵备道道员宋小濂“将呼伦贝尔蒙文官学堂改为官立两等小学校，学生发展至71人”[4]1976;“并派送学生分别升入省中学及满蒙师范学校”[2]227.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海拉尔公立初等小学校”,同时索伦左翼四旗与胪滨府也相继办起小学。[4]1976
据《呼伦贝尔盟志》记载，1905年-1911年间，呼伦贝尔地区“先后创办公办和民办小学，在呼盟历史上着名的‘石屋子学校'’河北小学‘等亦建于这一时期。这些学校已具有新式学校的性质。同时呼伦贝尔地区设立劝学所，政府开始行使教育管理职能。”[4]1970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呼伦贝尔蒙旗独立③,呼伦贝尔地区的学校教育再次革变。出现旧制官学恢复，原立各种小学停办的状况，“呼伦贝尔学务至是一厄”[2]227.这种不利的局面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才有所更变。郭道甫联合福明泰等人采取发展大力民族教育，使呼伦贝尔步入新学制复兴时代。他们筹资兴办招收少数民族子弟的私立蒙旗小学，后改为官立性质的“呼伦贝尔蒙旗学校”,郭道甫被任命为校长。该校建校之初有学生21人，到1929年发展到50人。[6]717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国语、历史、地理、算数外，另有蒙文、俄文两课。教材是商务印书馆的教材，蒙文、俄文教材自编，可谓开启了呼伦贝尔现代民族教育之门。新学校无论规模还是教学内容，都是过去所建类似学校无法比拟的。
民国九年(1920年)，呼伦贝尔恢复民治制，政治稳定，“汉民由内地移家至此，亦渐见增多，及龄学童每苦无就学之所”[2]228,时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程廷恒面对这种形势，督促各县创办学校，并拨雪里沟一带地段给蒙旗官立学校作为学田，使呼伦贝尔的汉族教育逐渐起步，到民国十一年，“仅呼伦县就设学校7所，学生185名。”[2]228海拉尔还办起了呼伦贝尔第一所中学(国人所办)。呼伦贝尔蒙旗学校(现海拉尔第一中学的前身)，女子学校、回族学校和俄国侨民学校也纷纷出现。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呼伦贝尔境内有各级地方政府管辖的小学校13所，教师5名，学生150名。[4]1976-1977相较教育发达地区，清末民初呼伦贝尔的学校教育发展水平不高，发展更为缓慢，但具有地域特色。在学校教育当中，民族教育处于主体地位，蒙古族和蒙文教育主要集中于此地，并以中小学教育为主。以创办初级小学堂为主要发展方向，这与黑龙江地区创办新学的指导方针密切相关，也符合本地教育基础薄弱、文化程度落后的现实状况。在办学经费、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有很强的地域特点。另外，县属学校的设置，突破了只重视满蒙民族教育的限制，增加了普通民众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二)私塾教育
实际上，地处岭西的呼伦贝尔牧区很早就有“家塾”、“塾师”的教育形式，、“新巴尔虎右翼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有文字记载的家塾。”[5]15只不过，此种教育形式只存在于少数部族上层和富牧当中，目的使得这些家族能够继承和流传民族文化，保证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保证对被统治阶层的文化优势，因此，虽然有新巴尔虎右翼总管之古柏礼“精通文艺啧啧人口，一时风气得其提倡，为之丕变”[7]2422的人物，但绝大多少牧民根本不具备任何文化知识。
呼伦贝尔的真正意义上的私塾教育是出现在同治年间，有“呼伦贝尔文士”之称的达斡尔族人敖拉·昌兴(又译作常兴)在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开办季节性私塾，招收本族子弟学习满文和蒙文。光绪三年(1877年)时，“达呼尔”部也设私塾于南屯，“由齐齐哈尔聘任教师，教授本部子弟十余人以汉满文字。”[2]227是为蒙人学汉文之始。此后，胪滨府于1910年“开办简易识字学塾，招收学生31人。”[8]855
不过该地区的私塾办学并不稳定。按1920年胪滨县档案记载：“原有私塾一所，学童二十余人，颇称兴盛。不意该塾师于本月初旬染病身故，遗学童等无人教授。”[8]855作为启蒙教育的私塾是对于有出息孩童的补救措施，不能视为一种普及教育的渠道。由于本地学校教育出现较晚，客观上为私塾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而私塾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社会适应性，是近代初等教育领域的二元结构之一。对比中原内地，呼伦贝尔的私塾教育零星分布，数量少、规模小，不稳定，教育模式落后。从教学内容来看，仅教授学童“满文译本的《三字经》、《明贤集》、《圣谕广训》”等旗学传统教材，且多不讲解，教学方法机械，教学设备简陋，甚至“习字无纸笔，人挟木板一块(萨木然)，涂油敷灰，用带尖的小木棍在上面练字。”[5]30-31尽管如此，这种教育模式使本地尤其是牧区文化教育并未中断，这在学校教育出现之前，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三)寺庙教育
历史上蒙古族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当喇嘛教盛行之后，家庭教育逐渐衰败，代之而起的是喇嘛教的教育。[9]喇嘛教教育是呼伦贝尔当时主要的教育形式。这是由于呼伦贝尔“地居国界延边，为蒙旗游牧之区……尔时草昧初辟，竞尚武备，本无教育之可言”[2]227,另外，在教育问题上，“清朝对外藩蒙古民众的教育绝不提倡，相反却采用隔离和愚弄的手段加以抑制，大兴喇嘛教，以宗教的虚幻来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的追求。”[10]456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力扶持喇嘛教，遂使呼伦贝尔地区喇嘛教人数众多。在学校教育出现之前，喇嘛教教育是岭西地区主要的教育形式。[4]1998
当时的喇嘛教寺庙以“经法教育”为主，以“通过禁欲苦修而求取精神慰藉”为教义。这种“宗教即教育，寺庙即学校，佛经即教材”[11]526的现象在呼伦贝尔存在很久，对呼伦贝尔的教育形式、制度等方面的影响都是最为深入的。本地区寺庙主要集中于牧业四旗，而甘珠尔庙是呼伦贝尔地区喇嘛教的主要寺庙，该庙建立后不久，庙中就建立了拉桑制度。拉桑，也作达桑或学塾。拉桑，藏语，汉译为喇嘛学校、学部、系之意。庙里则为小喇嘛设立由低到高的拉桑。“特别是1865年建立却伊拉庙后，场所扩大，专业增多，形成了较完整健全的拉桑制度。”[12]70
由上表可知，甘珠尔庙寺庙教育内容所涉及的学科丰富，且内容广泛。虽然只是移植过来的教育形式，寺庙教育也存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知识体系并不系统、准确，许多都被涂抹宗教色彩的弊端。但还是为很多没有条件入官学或就读私塾的子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机会。在“呼伦贝尔人信奉喇嘛教的几百年间，由于喇嘛受到世俗社会的普遍尊重，这种寺庙教育与后来兴起的学校还并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1945年以后才逐渐衰落下去。”[13]
(四)俄侨教育
进入20世纪后呼伦贝尔教育有一次较大的发展，在这其中俄侨教育特色鲜明。俄罗斯族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重视办学，文化程度较高。中东铁路修筑之后，从1903年开始，大批俄国人携家赶畜越界迁入呼伦贝尔聚居在滨州铁路沿线城镇和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流域村屯。俄罗斯侨民群众在这些地区长期生产生活，据1922年人口统计，当年室韦、奇乾(今额右旗境)总人口11806人，其中俄罗斯人9833人，占83.3%.[4]264由此可见，俄侨数量之多，有的地方，诸如满洲里在1926年甚至出现了俄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
俄侨为了保证其子女就学、就业，“集资筹建、自聘师资、自行管理办起了十年制、七年制、四年制的数量众多的侨民学校。”[4]2017呼伦贝尔境内中东铁路沿线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中东铁路公司于1902年建博克图铁道学校。从1907年起，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如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扎赉若尔、博克图、扎罗木得等地和额尔古纳三河地区先后出现大量俄侨学校。这其中以海拉尔的俄侨教育开展的最具代表性。大约成书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呼伦贝尔志略》，记载仅仅呼伦、胪滨两县，就有“俄人公立学校七处，学生约两千人”[2]229,于此可见其办学规模。这些学校只招收俄人子弟。
“俄人理事会设有学堂两处，一切款项由中俄商民担任倾助，而我国之学龄儿童反不能入堂肄业……”[8]856呼伦贝尔地区的俄侨学校不仅数量多，在办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也颇具特色。兴办的学校有的是侨民公议会主办(公立学校)、有的是私人创办，有的是东省铁路局以官方名义所创办。并先后出现了小学、中学和中东铁路公司特别区属学校。在教学内容上，1924年的私立中学校就开设了“教律、俄文、历史、地理、心理学、经济学、算学、物理学、英文(新国文)、拉丁文。以后增加中国文、手工、唱歌、体操。”[6]706课程内容中西合璧，近代教育特点明显。
俄侨教育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侨民人口的数量的下降，这种教育形式随之衰落.当然，这类教育使相当一批尤其是俄侨青年都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准。俄侨教育与呼伦贝尔近代教育呈现并存的状态，却与中国的旧式学校教育迥异，但俄侨教育对中国本土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示范作用。
二、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特点
(一)民族教育处于主体地位
呼伦贝尔地区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创办大量新式学堂，采取了新式教学内容与方法。但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并存着私塾教育、寺庙教育、俄侨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可谓新旧杂陈，中外并举，而教育的多元化是受时代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而制约。本地少数民族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家塾教育阶段。“家庭教育实际上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雏形。”[14]
正如林传甲言：“凡吾人自属毛离裹之初，迨幼稚蒙养之际，传习吾国之语言，濡染吾国之习惯者，皆得之家庭教育者。”[15]
如在以狩猎生产为主的鄂温克人中，孩子们不但从小受到狩猎生活的熏陶，而且也受到一些有目的家庭教育。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成为本地区教育的主流，新式教育并没有取代传统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据记载：“民国纪元前副都统所辖各翼俱旧式教育，习四书五经兼习满蒙文。民国八年(1919)以后始遵教育部定章改为新式教育。副都统左厅为呼伦贝尔部教育机关，职掌副都统所辖各翼之教育事宜”.又记载：八翼总管各有一所小学校。八校各有教职员一二人。学生数多寡不等。各旗小学悉用蒙语。
经费由各该总管公署支领。“[5]本地接受新式教育较晚，并保留了满蒙民族教育的特色。重视满蒙语言要求蒙古学生学习满语的同时还要兼学蒙语，这是因为”蒙语的熟稔与荒疏，关系到清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驭“[10]454.如河北小学校，有教师3人，只招收本部子弟，学习”满文、蒙文、珠算、射箭等课程。“[16]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在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教育还处于主体地位，并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发展近代教育的过程中还需兼传统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发展艰辛。当然，本地汉语教育虽兴起较晚，但它与民族教育相互渗透、取长补短，对之后地区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先进人士起引导作用
呼伦贝尔的新式教育是在边疆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面对沙俄的觊觎、侵略，有识之士寻求救国道路，许多地方官员认识到的文化教育重要性，并且躬身力行的献身教育，关注无疑成为呼伦贝尔地区教育发展的助推因素。这其中以宋小濂、程廷恒最具代表性。
除上文提及的宋小濂、程廷恒之外，达斡尔族教育家郭道甫为发展本地民族教育贡献尤为杰出。郭道甫(1894-)本名墨尔森泰，习称墨尔色，号浚黄，字道甫。他是近代”呼伦贝尔蒙旗中最进步之人物“[17].他清楚的认识到，”今日蒙古民族之愚弱衰微，可怜万状，实因教育未兴，必先以教育开其端而促其成。“[2]306提倡以文化教育为挽救民族的根本任务，因此”欲以学校教育为基础，造就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18].为使本地民族教育事业得以复兴，郭除创办上文提及的蒙旗学校之外，又在扎罗木得南莫和尔图屯设立了蒙旗女子学校，有学生10人，开创了本地女子教育之先河。同时，郭道甫还认识到，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职业教育亦十分重要，认为”蒙古之牛羊皮毛乳肉及五金森林等异常丰富，皆宜经营之，大可助行政之经费但必有此项人才，方可济事“[2]310,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必要。郭道甫办学使本地办学形成了一个高潮，推动了本地教育尤其是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教育发展程度不平衡
清末民初的呼伦贝尔地区虽然教育形式多样，但由于蒙地广远，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差异，风气闭塞，使教育颇为落后，发展程度亦不平衡。
旧中国的蒙旗地方仍沿用清政府的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政策。呼伦贝尔地方隶属于黑龙江省，省政府在此地设置两套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一地二主“管理模式，蒙汉隔离，这实际上不利于本地区教育内部的交流、融合，客观上限制了教育发展。”呼伦贝尔为汉蒙杂处之区，比较境内人口，汉人约居蒙人二分之一，蒙旗迁驻之初，方域不一，部族各殊。“[2]193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杂居区，诸如隶属呼伦县的海拉尔，由于长期与满汉民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也就较早的接触了满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因而近代教育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办学方式等都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到1923年，海拉尔地区已有各类小学12所。
据1928年统计，呼伦县第一学区学龄儿童178人，已入学的144人，入学率达81%.[6]705而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牧区，教育的总体程度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即使是在同一部族内部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如同为巴尔虎部族，陈巴尔虎人由于毗邻海拉尔及主要居住于滨州铁路沿线附近，汉化程度较高，”俗不敬喇嘛，子弟多在呼伦贝尔城习汉文“,故接触学校教育较早，整体的教育程度就较高;而新巴尔虎部族区域，人民以畜牧为生，”俗敬喇嘛，托命于佛“.长时间存在的是季节性的游牧学校，直到1926年额尔钦巴图选定水草丰美，翼旗中心地带的阿木古郎哈莎图地方，经最大的努力，才”创办了以土木结构建造的十余间校舍、比较正规的公立小学一所，任命专职校长和教师进行教学。“至此新巴尔虎左右两翼有了定居小学有了固定的校舍，也结束了新巴尔虎两翼季节游牧学校的历史。同样为巴尔虎蒙古族聚居地区的。
总之，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教育的兴起带有浓重的民族、边疆、地域特色，新学的兴起为该地区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受时代背景、社会发展水平以及阶级属性所局限，亦存在教育体系松散、范围狭小、程度低下、内容滞后诸多不足和局限。尽管如此，此时期呼伦贝尔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为本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之后呼伦贝尔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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