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

《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本书从财政政策周期替换的理论与实践及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分析入手，在占有大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面地论证了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不足，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简介

本书从财政政策周期替换的理论与实践及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分析入手，在占有大量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面地论证了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不足，分析并设计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必要性和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型的思路与路径。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在稳健的财政政策背景下，如何以公共财政理论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实施有效的中长期国债投资政策、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及积极的就业政策。

财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在资本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统治者一般都推行掠夺性财政政策，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家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一方面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应用。首先，2003—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上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松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冲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他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准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

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宏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