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评述东亚未来发展模式

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对东亚许多中、高收入经济体而言，以资源密集为特征的工业化初始阶段已逐渐走向尾声。一味扩大投资非但不是良策，反而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于创新，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序创新、服务创新和交易创新）将成为生产力与出口竞争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创新的重要性表现在：(1)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大部分工业国及新兴市场国家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专利授予的速度显著加快，尤其在电子、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2)大量商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缩短。为了生存，企业必须不断改进，推出更新、更好的产品。(3)计算机应用掀起新高潮，通讯技术广泛传播，互联网被用于商业目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其中不少新应用技术使人们有了新的需求，从而对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4)计算机与网络的应用改变了自然科学、金融等领域知识共享的方式，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有利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各种新服务业相继诞生，开始改变人们的商业惯例。(5)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的生产网络实现了装配的专业化及规模效应、供应链管理的自动化和物流的进步，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美国经济便是一个典范。周期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仍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接近60年代战后黄金期的水平。这与其不断增加研发开支、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投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为美国带来成功的这些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到东亚。

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东亚优势明显。除储蓄率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工业信誉良好、制造技能熟练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具有：(1)较高的研发能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识到，技术最终将取代要素积累成为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优先发展技术十分重要。目前，这些国家的研发支出虽具相当规模，但仍在增加。如日、韩两国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经合组织领先水平，其中绝大部分研发资金由企业提供。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研发费用不断增加，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5%（见表1）。

表1 各经济体研发支出情况（1997年）

经济体 占GDP的百分比 经济体 占GDP的百分比

瑞典 3.85 丹麦 2.03

日本 2.92 中国台湾 1.92

韩国 2.89 英国 1.87

芬兰 2.78 澳大利亚* 1.68

瑞士* 2.74 挪威 1.68

美国 2.60 加拿大 1.60

德国 2.31 新加坡 1.52

以色列 2.30 意大利 1.08

法国 2.23 俄联邦 0.95

荷兰* 2.09 中国 0.65

注:*表示是1996年数。

资料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02年）。

研发资金的增加使得技术并购、技能投资、各种研究设备、机构都有明显改善，知识深化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加强。(2)大量熟练工人与专业工人。在这方面，东亚地区各国与工业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每年这类工人的增加数量比其他地区高得多。有鉴于此，东亚在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前能比其竞争对手应对得更好。(3)较高的人均电脑持有量。无论在互联网访问、人均电话线，还是无线设备的使用等指标上，东亚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地区。(4)高科技聚集区。除巴西圣保罗、墨西哥边境、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少数地区外，其他工业化国家在高科技聚集方面很难与中、韩、马等东亚经济体相比（尽管后者在大部分情况下与经合组织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聚集相差甚远）。它们成功地建立了各种聚集区，来吸收大学（如中国大陆与台湾）、跨国公司（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和新加坡）、国有企业（中国和韩国）和运输中心（新加坡）所创造的溢出效应，并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生产网络和美、欧等地的产业聚集联系在一起。(5)与发达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旅居工业国家的专业人才更多，掌握的财富更大，参与高科技领域的程度更深，从而在东亚与工业国家之间建立起更为广阔、持久的联系。(6)资本化程度较高。随着金融市场的扩张，东亚的产业聚集与创新活动的商业化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从绝对数还是占GDP的比例看，东亚某些股票市场的资本化远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高。(7)公司运行娴熟。日本以外的许多公司已从原始设备制造商转变为羽翼丰满的跨国公司，如韩国的三星和现代，中国的海尔、华为等品牌也在迅速追赶。通过与西方企业建立生产、转包、技术和研究联盟，东亚公司的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并谋求最终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品牌。

经历那场金融危机之后，对上述诸多优势能否足以支持东亚在新世纪保持发展势头，人们很难做出结论。事实上，对工业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创新能力的提高并无蹊径。但是，有两个发现值得关注：第一，创新有赖于私人部门与政府的共同努力；第二，创新不能自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某些制造部门仍然保持相当强的创新能力（虽然与80年代相比有所放缓），但并未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得到体现。为此，推动创新可归纳为8种因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1)研发资本的建立；(2)商业环境，包括企业进入市场的容易程度、竞争水平和知识产权的保护；(3)教育系统在培养熟练技术工人方面的成效；(4)企业、院校和公、私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5)企业与产业聚集中的经济体的相互作用；(6)企业通过独立研发、许可协议、外国直接投资、生产网络中关键买方的协助、新设备采购以及设备或部件供应商的支持开发、吸收技术的能力；(7)使用国际化专业人才与精英的情况； (8)生产网络、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的发展状况。

二、银行业重组是当务之急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源于金融业。而后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一地区银行部门与金融公司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是日、韩、泰等国经济持续脆弱的—个主要原因。

（一）银行重组是短期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竞争激烈、法规健全的金融部门是决定分配效率的关键因素。大多数东亚国家由于缺乏可比较的金融市场，银行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1997年，韩国的公司借款几乎一半出自银行。1992-1996年，泰国3/4的公司借款也是由银行提供的。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中国台湾。由于其股票市场与风险资本市场相对发达，银行贷款在台湾企业融资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1/4。

首先，过分依赖银行信贷，弊端之一是会增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弊端之二是随着服务部门的发展与创新企业的涌现，它们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成长。然而，作为企业主要供血者——银行的资产为不良贷款所侵蚀。没有管理者的激励，银行不愿冒险向新兴企业提供贷款，而倾向于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支持那些正在苦苦挣扎、但是银行认为前景可观的借款人。如日本由于大部分银行贷款都提供给现有企业，使得其中一些早已丧失盈利能力的企业仍然滞留在市场中，而更有前途的企业却因缺乏资金支持而不得不放慢进入市场的步伐。

其次，东亚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独立性。20世纪70-80年代，东亚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指挥银行信贷、任命高级银行经理（经常是从退休公务员中挑选），严重破坏了银行的自主性。在政府的庇护下，银行不用担心竞争的压力，也疏于采取有效的信贷评估、信用评定与信息管理，从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代理人的作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印尼、韩国、泰国政府将破产银行重新收归国有，银行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同时，企业与银行之间交叉控股的现象使银行在做贷款决定时，难免会受到影响。

第三，国内银行业改革与开放资本项目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已经证明，一个经济体如果银行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管理有效、法规健全，即使它的资本市场实现全球一体化，受冲击影响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并没有出现韩国和泰国那样极端混乱的局面。

因此，对东亚各国政府而言，银行重组是它们短期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它决定了该地区金融自由化的速度与进程，同时，将对会计制度、法律体系、公司治理等其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二）改革方向必须明确。1、提高中央银行与管理机构的独立地位，加强金融监管。日本和韩国已经率先采取措施，其他国家如印尼也开始效仿。但金融监管的加强必然会引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总体经济环境的变化、选举周期也会对决策者产生一定影响。

2、重组银行资本。为处理大笔不良贷款，东亚国家效仿墨西哥和美国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有的国家利用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债收人为银行注资，这样做眼前和长期面临的财政压力巨大；有的将银行出售给有实力的投资者；有的则鼓励中型银行合并，壮大规模，增强竞争力。

3、建立谨慎制度并保证其执行。包括根据风险调整资本适当比例的方针、审计原则和信息披露原则，提高会计工作的透明度，给少数股东和股东利益团体以发言权，消灭交叉持股的现象以及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种种限制，董事人选多元化，增加外部董事的人数等。

4、增强银行实力，开拓金融服务。鼓励合并，关闭不合格银行，增强银行的竞争力；开拓保险、经纪、租赁、信用卡、投资及其他服务领域。

三、发展服务业是长期目标

20世纪最后30余年可以称得上是东亚制造业的鼎盛时期。进入21世纪后，最初的数十年内，虽然制造业在东亚某些中、低收入国家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对中、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领域很可能成为鼓励创新、扩大就业、发展经济、促进出口的主要部门。

这一趋势在中国香港已经得到充分体现。1998年，香港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近30%下降到8%，而服务业比重上升了90%多。日本和新加坡也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事实上，早在危机爆发之前，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等新兴市场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已经滑落，这表明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已逐渐丧失竞争潜力。

然而，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1)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限于资源调配。风险资本的存在对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推动新企业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使现有企业能够将新产品与新工序投入商业运行。随着资本流动日趋自由，金融贸易显著增长，这反过来又激励供应商不断提供新的增值服务。(2)外购服务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企业发现外购原先由自己提供的服务具有许多优点。它能够使企业集中精力开展核心业务，从而提高效率。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外购服务变得更加方便，企业可以从世界上价格最低的地方购买到自己所需的服务，如研究、物流、供应链管理、系统整合等。(3)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促使并支持其他服务领域，如金融、广告、营销进行创新。对许多制造商而言，大量新服务有利于降低成本，使它们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与服务。

目前服务出口——包括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1990-1998年间，全球商品出口以每年6.8%的速度增长，而同期服务出口的增长率达到8%。截至2001年为止，国际服务贸易额已高达1.4万亿美元。

就东亚各国而言，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1/4至1/3之间。可以说，东亚未来的增长相当一部分将来自服务业的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服务业在东亚各国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就发展水平而言，与工业国家相差较大（见表2）。

表2 各经济体服务贸易占总出口的份额（1987年、1997年）

单位：%

经济体 1987年 1997年

中国香港 22 58

菲律宾 6 37

新加坡 6 30

泰国 4 22

韩国 3 16

马来西亚 2 16

日本 4 14

印尼 2 11

美国 9 25

意大利 8 23

英国 10 23

法国 11 22

德国 4 13

资料来源：Hardin和Holmes（1997年）。

即使是日、韩这样较发达的经济体，其建筑业与零售业的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0-60%。如果能缩小这一差距，无疑将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加深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这些都是令服务部门焕发活力的关键所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府的保护，东亚的银行及其他服务供应商一直没有参与外部竞争，国内竞争的压力也非常小。因此，一旦面临外国竞争的威胁，反对的声音是所有政治家都难以忽略的。但是，要永远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以及它们对其他行业的贡献都在不断增大。东亚各国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加强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四、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

人们对信息通讯技术期望颇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经济在1995-2000年间的优异表现。那段时期，美国人均产量年增长率保持在3.2%左右。经济学家运用增长计算法来估计各种要素投入，如资本、劳动、原材料、能源的增加对产量提高的贡献。结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出，计算机硬件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5年之后翻了一倍，由此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传播加快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某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基莱(Kiley)1999年的一项分析表明，计算机硬件业事实上每年都在减缓美国经济的增长，尽管1995年之后速度有所下降。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服务部门的生产率依然落后。一是 2001年美国经济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占相当高的比重，而信息通讯技术新增的投资在服务部门现有股本中只占很小一个份额。二是某些信息通讯技术投资只是令需求在不同的服务部门之间转移，而没有真正创造新的需求。预测显示，2002年底消费者销售将达到390亿美元，约占美国零售额的2%。其中某些销售即使没有信息通讯技术也可以实现。该类技术在刺激需求方面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三是增长计算法并不包括某些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的投资，如训练员工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费用。最近一份分析结合了这些无形因素与美国总体数据，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其他方法计算的结果要高得多。

结论是，信息通讯技术在短短5年内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观点难以成立。但是，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潜力依然充满信心。首先，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创新活跃，并且这种局面还将继续保持下去。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日益受到信息通讯技术投资及其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其次，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之间的沟通、合作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促进技术的传播。第三，信息通讯技术与金融、营销、物流等服务行业相结合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

从东亚各国角度看，有两点值得关注：(1)该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程度逐渐提高，信息通讯产品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2000年，韩国持有移动电话的人数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为54%，而中国使用蜂窝电话的绝对人数位居世界第一，达到8500万。截至2001年，所有互联网用户中非英语母语的人占到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亚。2000年仅东南亚国家的网上交易额就达到200至250亿美元。但是东亚企业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发市场、联系客户的能力较差，东亚的电子商务仍然处于初级阶段。(2)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网络技术虽然对市场体系的建立、销售扩大、商业效率的提高能起促进作用，但零售业的发展仍然受物流配送的限制。对制造业来说，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依然是关键。所以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必须保证其他配套设施、人员、组织的安排到位。

对东亚各国政府而言，有效利用信息通讯技术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加强管理：

(1)加强有关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法规建设。这包括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归属、带宽的分配、供应商许可证的颁发、广泛互用标准的制定、电信服务的使用、电话安装成本、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收费等。

(2)增加信息的种类与数量。互联网上可以获取的信息种类庞杂，数量巨大。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某些特定信息加强管理，控制色情图片等不良信息的传播。如新加坡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与内容放映方面制定了大量法规。

(3)阻止欺诈、网络犯罪及黑客现象泛滥。“9·11事件”使人们更加担心网络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作协调活动和洗钱的工具。网络被秘密用于非法目的，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还会令交易成本显著增加。

(4)保护隐私权。隐私权可以说是互联网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只有用户的隐私权得到保证，网上金融交易与敏感信息的交换才可能持久。

(5)知识产权与版权的保护。技术进步增加了复制或传播的难度，便于生产商收取专利费或者版权费；软件业的发展使主要收入来源转至定制服务，从而使一揽子软件盗版的损失降至最低。

(6)征收服务税。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难度在降低，规模在扩大，政府开始担心税收收入的流失。如美国各州在2004年之前，将损失4%的销售税收人。由于担心对交易进行监督或者征税有可能导致人员和资本逃往其他国家，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单边行动。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流失规模的扩大，联合行动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