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王小波的爱情

2017-04-01

李银河王小波的爱情

1968年十六岁的王小波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1971年，王小波十九岁，去了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1973年，王小波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二十五岁的王小波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我是因为看他的小说认识他的。他的那篇《绿毛水怪》跟我很投缘。当时在另一个朋友手中拿到的，看完后，我就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

相识以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你好哇，李银河……"王小波每每致信李银河总是这样开头，字里行间透出类似孩子般的对爱的渴望与无助。他曾对李银河说："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这个184米身高的黑脸大汉，说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自己就难过得像旗杆上吊死的猫。他曾说恨不得一天49个小时和她在一起!李银河也曾在恋爱中致信王小波："我希望你爱我的全部肉体，我愿意它因为你变得美。"她在给王小波的信中问道："你能永远满足我的'要'吗……而且我还很爱妒忌，我甚至妒忌你小说里的女主角和那个被迷恋过的小女孩。

"现在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情书，我就觉得更像一件艺术品。他的表达除了对我个人的情感以外，有一种审美意义。"李银河后来说。

结婚后

1980年元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登记结婚，因为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结婚是秘密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不注重形式。其实，在结婚之前，李银河觉得王小波长得不好看，心理有障碍，为这事儿他们俩差点儿不行了。后来王小波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俩人就扯平了。

王小波是一个不进商店的人。他从来没买过花儿送给李银河，惟一的一次他给李银河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但二人之间最快乐和享受的，就是散步聊天，一切一切都可说，小波称之为"作倾心之谈"。

小波的性情不像他的外表，他善良、宽容，很会爱人。偶尔也生气，但不发脾气，顶多不说话，就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进气长出气短的。"他是一个很会爱的人。有时想起他那样子就特别好笑--很淘气。朋友和邻居都知道我们十分好，从不吵架。我们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故事，因为没有太多的波折。"面对许多人对王小波小说里性描写的揣测，李银河在一次回答记者的采访中说："小波这个人并不像他小说里写的那样，他生活中其实是比较老实的，我们连婚前性行为都没有。"

后来，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三十二岁的王小波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他，"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在美读书时，王小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人生活全靠李银河一人的奖学金，而她还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1988年，三十六岁的王小波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回国以后，他们选择了最简朴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坐在电脑前。而惟一比常人奢侈的一点就是经常下馆子，为的是省略做饭的时间，在那种顶多10块钱一个菜的小饭铺，要上俩菜一瓶啤酒，照旧可以做面对面做"倾心之谈"。王小波虽然外表五大三粗，却喝不了白酒，一喝就像红眼狼。但抽烟很凶，一天一盒。

离别

王小波和李银河没有孩子，他们结婚前就商量好，两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不像有些夫妻需要孩子作为纽带，小波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中生男生女都有，我们也添不出什么新品种了。还戏称要成立一个"断子绝孙俱乐部"。"如果他要活回来的话，我们商量的结果肯定还是不要。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吧。我和小波在一起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是就喜欢在一起。选择和自由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送李银河赴英国，在机场临别时，他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作为道别。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在1997年4月11日，四十五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以前我就问过他，说你嘴唇怎么老是紫的。"在英国，王小波给她写电子邮件，说最近特别显老，说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什么的，李银河当时说我也特别显老，没当一回事。小波逝世后，有一个记者告诉李银河，说王小波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跟他说，我现在得了一种病，我可能要死了。大家就觉得他开玩笑，根本就没当真，王小波当时可能有预感。

王小波去世旁边没人，就他一个人，夜里11点半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他叫了两声，因为叫的声音太大，邻居有点害怕，也没敢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人上去，看得时候就发现了。

李银河赶回来与王小波的遗体告别，王小波生前在信中对她说的话一遍遍响起："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李银河在北京为王小波找了好几个墓地，比如说通惠灵园、八达岭的灵园。但是那种非得要横平竖直的，一排一排弄得特别整齐的墓碑让她不满意，她觉得这个特别不符合小波的个性。后来她说要不然算了，放在家里，或者找一个机会撒海。后来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佛山灵园，它的山上有自然的大石头，李银河直接选了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上"王小波之墓"五个字，生卒年月。底下凿了一个洞，把骨灰盒放进去，一切都做得很简单。做这个墓穴花了就六千块。

小波走后，李银河精神上很孤独。她曾经说："我们家原来有个亲戚38岁就死了，她有一个姑妈83岁还健在。临死前，她对我妈说，38岁死和83岁死没有什么区别。我也觉得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意义不大，主要是在你活着时的感觉。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灭了，谁还知道马克思是谁?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

李银河的女权观点

1、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2、女权主义中有不同的流派，在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的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当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男女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女权主义的，因为男女平等是人们的国策;在这个意义上，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女人都是女权主义者，而且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人们完全用不着羞于承认这一点。从五四以来，恰恰是一批男性知识精英首先引介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进中国，为女性权力代言。共产党执政后，男女平等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女权主义在中国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暧昧态度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冲突。

3、在中国，人们应当郑重其事地为女权主义正名，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正名，反对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价值观念当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反对对女性这个性别的歧视，努力提高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领导班子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主张，创造一个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

4、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而这种男权制体现在农村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处于较为不利的一方;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5、中国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王小波的创作特点

王小波是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伊塔洛·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表达手法方面，他擅于用汪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其成名作《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更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也不如其它人写的一样媚俗，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性禁忌依然存在，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

王大多数以第一人称叙事，而这个人总是个生活中不顺心、受委屈的家伙。他幽默机敏，理性清澈，在内心状态和角色地位上最接近游离于主流的个体知识分子，这种性格的叙事者，也有易于辨识的语言风格。王本身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曾是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赴美深造过——他的本职是个名牌大学数学讲师，写这一手好文不输任何敢称大师的人，这种角色在中国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王小波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王小波“以人为本”的精神立场对于今天的现实道德生活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群体之人, 是当前坚持“以人为本”的重心所在, 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现实意义。 “集体第一, 个人第二”作为道德准则是无可挑剔的, 但不能无限泛化, 甚至发展到“目中无人”———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个体之人更应受到尊重。人权, 其精髓是“个体的权利”。面对强权,个人是弱者。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 整体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不平则鸣甚至铤而走险的人, 则主要是个体的人。所以, 我们虽然不能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个体的存在;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但也要反对个体虚无主义。

因此我们认为王小波强烈的人权意识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对我们认识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 这些反乌托邦小说都凸显出作家对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权意识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反乌托邦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个人”的危机。无论《白银时代》, 还是《黑铁时代》,主流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已失去了一个个体的地位, 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人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极权, 是那种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王小波以这个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为突破口揭示出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荒谬的生存体验, 作者对这段荒唐历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其二，理性与知识的现实意义。理性不仅是王小波思想以及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他本是个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终身追求着理性与知识。这我们可以从《有关“错误的故事”》、《科学与邪道》、《科学的美好》、《对待知识的态度》等杂文了解到王小波的思想观点。王小波把文革时期作为其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与他崇拜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文化以道德为宗旨，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剖析世界。这种看法当然有着它先进性的一方面，然而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同样也必然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学说是救世良方，道德价值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从而对自然科学知识缺少必要的尊重，以致于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数百年。对道德判断来讲,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

因此,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社会,向社会提供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王小波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同情无数知识分子,比如马寅初和老舍,因为有过生活于不理智时代之不幸。另一方面,作为讲绝对原则,给老百姓灌输不合理思想的人,知识分子也往往犯“建立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之罪。总而言之,王小波倡导以现实、理性为导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与此相反,作为一个自由派,王小波看问题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充分发展个人主义与文化多元化。要真正解决中国从古到今的弊病,我们必须关注人，尊重人,使人性的光辉得以宣扬。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得出王小波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良方,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以理性主义为根基。

如在《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这样嘲讽反科学的现象：“从我记事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螂。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王小波就是通过这样的诙谐的笔锋，对愚昧进行无情的嘲讽，其科学理性的宣扬，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王小波的这种努力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王小波对理性的强调，笔者认为是合理并且必要的。其意义在于，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摆脱陈腐过时的价值观，产生真正的时代精神。

当理性与人性的发生冲突时。“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王小波用冷峻的目光，审视事物本质及内在冲突，从人性角度上构建理想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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