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世纪女性诗歌

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

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

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