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近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述评
摘要: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沿用自然科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从古希腊到近代莫不如此。但是,“人”是复杂的,社会组织自然也是复杂的。西方古近代的人们在管理实践中,对其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文章认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中,虽然简单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但间或有一些系统思维的火花;倡导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直接推动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由线性思维向复杂性思维的阶段性转变。工业革命前后时期,虽然以机械论为主的线性思维开始走上舞台,但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思维不仅在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初露端倪,开启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复杂性思想的先河。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管理;劳资关系;资源配置。
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方式,所以,对于社会现象,人们常常使用同时代对自然世界的认知理念,或相应时代的技术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自然科学概念加以说明与应用。
在古希腊,与对大自然的认知一样,人们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归因于君权神授,是不可改变的。这一时期,先哲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直观的、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偶尔有一点系统思维的火花,但只是片段的、不自觉的。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古罗马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已经具备了一些系统思辨的色彩,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有所体现,但只是零星的、不自觉的。在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上,奴隶还是被当做“牲口”来看待,其本质还是线性思维方式。
中世纪前后,一方面,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要求解放生产力;而只有人性得到解放,才能使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有了许多进步。另一方面,当时的科学技术深受机械论的影响,西方社会对人的管理思想还是都基于一种“群氓”假设,使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还是具有深深的线性思维烙印。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种分析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实在的关系特征和整体性,把自然现象还原为机械运动,并试图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社会现象。如:17 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力图把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运动定律从力学移植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中。18 世纪,重农主义的绝对国家经济模型如同那时的机械装置[1]。在工业革命前后时期,出现了雇佣劳动与劳资关系问题。使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成为人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必须面对的课题。自此以后,复杂性思维方式逐渐融入到西方社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之中。
一、古希腊时期———直观、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
古希腊时期,人们刚刚走出蒙昧,生产力极其低下,对自然科学仅限于简单直观的认识。无论是泰勒斯把世界不变的始基规定为水的学说,还是赫拉克利特把世界不变的始基规定为火的学说;无论是恩培多克勒把世界不变的始基定为4 种元素的学说,还是德谟克利特等人把世界始基定为不变的原子的学说。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坚持着某种微观不变的简单性观念(邬焜,2010)[2]。作为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自然也离不开线性思维方式。
1. 苏格拉底的管理思想。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著名思想家。他认为管理具有普遍性。例如,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是在量上的不同”。两者的管理技术是可以完全互相通用的。其实,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同行业的管理有很多地方并不相通。雅典人按照苏格拉底的主张经常轮换其军队和市政府的领导人。所以,当面对敌方精良军队所摆出的“马其顿方阵”时,只能是束手无策了[3]。
2. 色诺芬的管理思想。
色诺芬是古希腊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他认为,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由于古希腊奴隶制是建立在奴隶主对生产资料和奴隶的私有制基础上,生产活动由家庭来完成。
因此,这里的“家庭管理”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
在讨论色诺芬的“家庭管理”之前,我们先要认识到“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们直觉认为的那样鲜明[4]。
许多系统貌似简单,但仔细考察时却显示出显著的复杂性(如树叶)。另外一些貌似复杂,却可以简单地描述,例如某些机器(如内燃机) [5]。由于“家庭管理”涉及到“人”,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所以“看似简单”的古罗马家庭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实际上是复杂系统。
在《经济论》一书中,色诺芬主张对奴隶的管理应该严厉。但应有所区别,对顺从的奴隶给予较好的待遇,对不听话的奴隶应给予较差的待遇,这种观点已具备现代人力资源激励的雏形,但色诺芬在人性假设方面本质上是线性思维:如,在他看来,奴隶与牲畜没有什么区别。
色诺芬[6]还提到了分工问题,“他们可以一个人做男鞋,一个人做女鞋。或者由一个人把衣服裁好,另一个人再把它缝起来,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会无条件地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必然的。”他认为分工是必要的,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但他没有把分工所引发的协作等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虑。
3. 柏拉图的管理思想。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其名著之一是《理想国》。该书中主要也是研究分工问题。但与色诺芬不同的是,他把分工问题的研究拓展到了国家层面。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国家中,应该有专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而每一个人从事哪种行业或职务,这要取决于人们的秉性,是由先天决定的。他力图证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天生的,彼此绝对不能改变和交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就没有列入国家的组成阶层内。
由于在古希腊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柏拉图所希望的“共产主义”。所以,为维系现实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出的药方是:实行一种由精英、最智慧者(“哲学王”) 管理国家的贵族统治制度[7]。在柏拉图看来,依靠理想的、聪明的和善良的政治家,社会即可保持稳定和发展,人们就会安居乐业。对于这种忽略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线性思维方式,在一个古希腊城邦的小城市中,也许是正确的。然而,真实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甚至有教养的、有智慧的政治领导人也难逃滥用权力的诱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