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散文,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
散文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陈丹青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 5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1784年,莫札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這裡辟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窗前豎著莫札特放大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第一次看見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翻制為青銅版,嵌在小盒子裡,藍光照著,不象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為什麼我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摸。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臺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札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歲,海頓52歲,小夥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札特的父親秉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下雨了。半小時後我已停在舊城北端貝多芬家門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貝多芬定居維也納,長住35年,搬家又搬家。維也納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紀念館,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訪的MOLKER BASTEI 8號是他停留最久的一處,1797年移入,1805年離開,前後八年。從聖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約半小時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難忘而惚恍的一瞬,發生了:在門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從昏暗樓道走下來的幾分鐘,我像是一隻鬼,居然身歷其境想起《罪與罰》:當拉斯柯裡涅柯夫劈死了老婦和使女,躡手躡腳,逃離現場——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樓時我仿佛變成了他——忽聽得底下有人上樓來,他閃身躲進二樓一間空房。待來人說著話一層一層走上去,他竄下樓梯,溜出去,大門口沒人看見他。
這妄念僅只幾秒種吧,此刻也沒人看見我。怎會起這等奇想?我暗自驚訝。是懷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麼?仍是少年時代的上海,少年時代的閱讀,是舊上海哺育了我的歐洲想像,包括初聽貝多芬。初聽的時光,哪想到有一天真會走去拜訪貝多芬,到了他家,又豈料念及少年時代閱讀的《罪與罰》。
穿過毗連8號公寓的好幾重回廊,歡快的雨,家家窗戶綴滿入秋的爬牆虎,貝多芬的鄰居們躲在屋裡幹什麼呢。在對街的咖啡館擦拭滿頭雨水,叫了一碗湯,滿座沒人知道我剛才躲在貝多芬家的樓道,突發奇想。雨住了。繞回老公寓前門,我又一層一層上四樓,此前的閃念變得遙遠而不可思議。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聽見自己的鞋踩在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這一層全屬貝多芬使用。他們真如傳說中那麼貧窮麼?一架狹長的十八世紀老鋼琴,兩扇窗戶間豎著他咬緊牙關的青銅像: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尊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極了他。沒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裝置,客廳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剛搬來,或將遷走。門邊白牆特意留著一小塊殘存的壁畫,那麼,貝多芬住在這裡時被有壁畫的牆面包圍著——據同代人回憶,他晚歲的居室零亂異常,夜壺,手稿,破鋼琴,統統很髒——鄰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響,一排摁鍵標明十數曲精選的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機,刹那間,他復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現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氣揚揚,和絃齊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貝多芬在中國被准許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農村的火車上,華東曠野,春寒料峭,車廂裡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驕傲,低音和絃的齊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車輪的轟響——要是我懂五線譜,抄那幾句印在這裡該多好啊——劫難過後的大地,貝多芬不知道一個中國青年怎樣聆聽他,怎樣記得他。貼近雙耳的音效就像在腦袋裡爆發精緻的轟鳴,周圍靜悄悄。我在貝多芬家裡傾聽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牆。身後玻璃櫥櫃停著主人咬緊牙關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偉大的人,生命終止,性格猶然——貝多芬會想到有一天各國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這樣的器械聽音樂麼?我扭頭看他,真想說:嗨,路德維西先生!您聽聽,您聽聽!是啊,他的時代倘若有耳機,他興許能夠聽見嗎?
下午四點鐘了。我繼續走。舊城的更北端,街道漸漸平凡而淒涼——很想描述這一路,很難描述,一度我以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閉館時分,我走進這座十八世紀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豎著鐵制的杠杆,據說原先的住戶撤空了,辟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樺樹。他家在二樓第一間,門邊留著當年的灶台,灶沿灶頂是熏黑的牆。說明書交代這間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親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樣。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個孩子中的第十二個,1797年,貝多芬遷入今天我兩度造訪的大公寓,同年,在這裡,舒柏特誕生了。
本雅明說:一個35歲上死去的人,留給世人的記憶永遠35歲。這話意味深長。舒柏特死在31歲,戴著他那付眼鏡,胖胖的,一頭卷髮。臨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還試圖就教於西蒙·賽赫特,一位著名的維也納對位學家。經已創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還想請教對位學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聽他的第九交響樂,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寫,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從未聽過自己的交響樂交付演奏,效果怎樣——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們的樂音(除了戴上耳機的一瞬)。為什麼音樂記憶會在音樂家故居被中斷?他們的房間過於安靜了。但在舒伯特家,並非故意,心裡幾度掠過他的樂句:朔拿大,即興曲,第五交響樂的調皮的首句,《鱒魚》明淨沉浮,《魔王》的男聲從頭到尾顫抖著,還有,氣貫長虹的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至今我沒找見他最後一部漫長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樂章的驚人獨白,如縷不絕……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貴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貝多芬說話。歷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義是個似是而非的詞。有如父性與母性: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暫的性命裡多活了一場,古典音樂的架構與邏輯由他實現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潰散而支離了。
他的眼鏡在展櫃裡斜放著,他與年輕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畫,畫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它房間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單間空房只掛著他朋友當年畫的畫。莫札特的家訪客盈盈,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曠。我喜歡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為舒伯特,人的秉賦無可估量。記得他的人,自會記得他。有位男子與我同時進來,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燈開亮了,是尋常人家將要聚首晚餐的時刻。那灶台。樓梯角有一間偏房,如中國任何小單位的傳達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紀念冊和數量不多的牒。一個在第八第九交響樂中沉毅雄強的舒伯特,與這覆著井蓋的院子,與紀念館將要鎖門下班的時刻,何以對應。回到聖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遊客熙來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樂,但他們確曾活在人世,住在維也納。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回到绘画与音乐,19、18世纪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雄视全欧的文艺盛世,过去很久了。新兴的画展、演出及赞助系统在法奥首都次第茁育,画家们纷纷涌向巴黎,音乐家投奔维也纳;当初年少无知,我悬想的古典音乐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读了一点书,这才知道贝多芬中年的那个维也纳,已经步入资本主义时期,离得我们很近了:他们是欧洲历史崭新的人。贝多芬旧居便是当年的新大楼,想想看,这样的现代公寓,两百年前可就在维也纳到处起造了,其中住着“上升时代”的音乐家,只是电车、电梯还没来得及发明,难为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楼道和马车里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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