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十八大以来反腐制度化的问题

摘要：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法治监督不力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给伤害家人。

关键词：制度 反腐 问题 研究

强力反腐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最重要特色。老虎苍蝇一起打，无论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作风建设，以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矛头所向都是贪污腐败。这些行动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势头。

一、腐败制度化分析

1.腐败现象愈发制度化或者社会化

腐败正在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的行为规范，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很多人似乎就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是遵守明文规定的制度，反而遵循所谓的“潜规则”。“潜规则”似乎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成了真正的社会规范或者说是社会行为准则。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这些人按照“潜规则”行事，事实上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导致腐败制度化或社会化。

2.腐败文化似乎正在形成

当前中国腐败的蔓延风行与渗透影响，使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并且腐败渗透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人们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和认同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从而更强化了腐败的制度性特征。

3.一些不良制度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国腐败问题除了“潜规则”和腐败文化赋予它的隐性制度性特征外，也存在显性制度性特征，也就是说，有些腐败问题，在明文的制度层面也具有制度性。有些制度在一定时期可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好的制度就变成了不好的制度。官员等级制度就很典型，不同级别干部的待遇都有不同的标准，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种制度搞到后来，就成了特权制度，就是腐败了。同时，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的制度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许多制度规范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漏洞，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腐败问题就具有制度性特征，不变革这些制度，与之关联的腐败问题就难以消除。

二、十八大以来制度反腐特点分析

1.减少官员掌握的权力，降低以权谋私的空间

腐败说到底，还是官员掌握的权力太多了，控制的资源太多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严重滞后。当前，中国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进一步退出市场的直接经营活动，进一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管理行为，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特别是要解决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将市场的交给市场，社会的交给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这些都会减少政府控制的实权，从而使领导干部寻租的空间大大减少。同时，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形成良性的和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贯彻执行各项制度的力度。

2.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10部分明确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关键在于改变权力结构。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因此，从国家层面讲，应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使这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党在其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内部监督、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探索党内不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及政府机关内部不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而推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创新，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下一步的重要举措。

3.铲除滋生腐败的不良制度，塑造良性的制度环境

掌握权力的人，并非本性都是坏的;但是，如果制度环境是坏的，即使是好人，时间长了，也很有可能变坏了。这种不良的制度构成，既有见不得光的“潜规则”，也有明文的不良规章制度。在一种不好的制度环境中生活，人人都难免做错事，甚至做坏事，不腐败都难。要消除腐败，就必须建立良性的制度，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打碎所谓的“潜规则”，修订或废除非良性的规章制度，创造一个干净的、良性的制度环境，遏制腐败自然就有了希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这无疑体现了党着力于制度反腐的深刻用意，努力增强制度反腐的有效性。

三、新形势下反腐学者热门建议分析

1.“贪官特赦论”虽言之有理并有经验可循，却难过民意关

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他们支持政改”。不止李永忠，事实上，十八大前后，历史学家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法学教授何家弘、《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等也相继提出或表态支持“贪官特赦论”。他们的观点大体一致：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化阻力为动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用特赦促政改，跟贪官做一个政治交易，化腐朽为神奇。 “贪官特赦论”激起了热议。《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质疑：如果要特赦，那么特赦由谁来做?如果由我们党自己来做，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在老百姓中过关?因此，当前“贪官特赦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现在正是民众对反腐败最关注也是意见最大的时候，如果提出对贪官进行赦免，民众能否答应。而且，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给群众展现出了坚决的反腐败决心，也至少从道义上让民众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会不会危及党的执政资地位?

2.家庭财产申报乃大势所趋，大范围推开仍需时日

制度反腐研究专家王明高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是大势所趋。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但他认为，目前尚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如果大范围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就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当年，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出现了大量资金外逃的现象，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实行之前，必须做好政治准备、经济准备、舆论准备、社会心理准备等，同时，必须先建立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落实金融实名制，否则很可能落不到实处。李永忠建议，如果设立政改特区，可以在政改特区和新选拔的领导干部中先试行。吴思主张在选拔新领导干部的同时，公布家庭财产的时候，最好能配合廉政账户制度，给手脚不干净的人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

3.高薪养廉仍然意见不统一，短期内难以实行

支持高薪养廉的理由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偏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高薪养廉。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经常出问题，但自从对他们实行年薪制以后，出问题的越来越少。这说明虽然现在国有企业实行的年薪制还不尽合理，但对抑制腐败产生了明显效果，这个基本事实证明高薪养廉是可行的。而且，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第七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务员合理的薪酬。中国作为该公约的签署国家，有责任去遵守公约。

反对者认为，“高薪不足以养廉，但是低薪绝不可能保廉”，“以薪养廉”就行。“以薪养廉”就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够廉洁从政。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薪，但能保证香港公务员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高薪养廉更需要国家财政多增加支出。目前，对公职人员一步到位加到高薪，而应该在精简公职人员，堵住腐败浪费通道等开源节流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公职人员收入慢慢增长到合适的水准。

参考文献：

[1]袁峰.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模式与应用[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

[2]陈卫东.腐败控制论[M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2月

[3]李小沧.中国的行政监督[M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4]姜向.近年来我国反腐败理论观点综述[M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