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原因揭秘

近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习近平的讲话概括了当前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长久以来，“四风”问题在不少地方、很多领域都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四风”现象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日常行为模式和社会各个角落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俨然一种“腐败文化”。 找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问题找不准，就像枪口没有对准靶心，看病没有把准脉搏，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综合分析，我认为产生“四风”问题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性脆弱是滋生“四风”的直接原因。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曾提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这些论断仔细分析不无道理。人性本来就存在自私与向往公平的矛盾，人人都希望社会对自己公平，希望别人对自己公平，所以人们在看到部分“四风”现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羡慕和不平衡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不断的滋生和蔓延将会形成一种崇尚“四风”的病态。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尚未发育成熟，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当一个人有了贪污腐败的资本时，人性的弱点、监管的漏洞、监督的缺失等同时作用就会给予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土壤。

监督疲软是滋生“四风”的主要原因。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有界限的地方”即是监督制约体制。目前，各种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这些监督实质上都是权力的监督，而权利的监督效果不明显。有时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另一方面，上级监督较远，难以发现问题;同级监督较软，权力不够;群众监督较难，不知底细。因此，就留给了“四风”蔓延的缝隙。

环境不良是滋生“四风”的客观原因。“拒收贿赂会伤害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说;“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说;“不能当领导，当领导身不由己。”原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说;“不收就对不起他们。”江苏省睢甯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说…。虽说这些都是各贪官落马后给自己找的客观原因，缘何不是“四风”能够滋生的客观原因呢。人的活动创造了社会，而社会又不断的影响着人。然而，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宗法伦理、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具有浓厚人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容易形成各种关系网、利益链、帮派和圈子。这就给“四风”的形成提供温床，就像我们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放弃呼吸一样，否则就要死亡。一个人办事要行贿是个人品质问题，一部分人办事要行贿是领导问题，一群人办事要行贿那就是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不纯的政治环境里，就会感染许多政治腐败的怪病。这就是地域性空间被污染了，要治理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只有勇于正视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找准了“四风”成因是关键一步也是第一步，还要逐个分析、逐个研究，弄清楚难点在哪里，阻力在哪里，症结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采取措施。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