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风”问题的原因分析和破解设想

导语：四风问题表现，一是形式主义，群众反映最突出的是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二是官僚主义，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三是享乐主义，基层和群众反映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四是奢靡之风，主要是条件好了，许多方面做过头，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四风原因分析的文章，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严厉指出过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好风气，并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净化了全党，不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开创了执政初期的一代党风、一代政风、一代军风和一代民风，造就了以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伟大时代精神。

随着执政日久，为不断清除党内日积月累的不良风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多心思，也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从1956年整风运动，到后来的“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乎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保证党不变质，保证党永远保持革命的优良作风和本色。后来的事实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清除党内不良风气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其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毅然放弃用群众运动方式整党整风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新的、更好的办法呢?存在的问题总得解决呀?我们总不能说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事生非吧?我们也不能说1956年整风运动是空穴来风吧?更不能说黄炎培先生1945年与毛泽东“窑洞对”时警示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是杞人忧天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但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高度关注并想办法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1956年整风运动动员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担忧，进城7年了，军队住进了营房，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我们这个党已经变得不那么好了，我们的很多干部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了，这次整风运动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给我们党提意见，给我们的干部挑毛病，以此重新整好我们党。

不靠运动的老办法，新的更好的办法是靠制度，靠民主，靠法治。取向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靠什么样的制度?靠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具体怎么建设怎么操作?具体依靠谁来设计、建设和操作?如何确保这种制度办法既不需要付出群众运动方式的代价，又能切实解决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决，党风建设就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旧的办法不能用，新的办法想不到，或者所谓的新办法不管用。

历史告诉我们，结束过去仅仅意味着结束过去，并不一定意味着开辟未来;批评过去的错误容易，超越过去的错误却很艰难。

我们经历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整党，的确没有再搞群众运动，但改进党风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后来又搞的一些“活动”，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我们党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不良风气，与长达30余年来我们党一直还没有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有直接关系，与一直还没有真正找到科学的管用的制度办法来有效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直接关系。而且时间越长，党风积累的问题就会越多，甚至一些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一些局部问题就会演变成全局问题，个别干部的不良习气会演变成大的风气。换句话说，目前党内严重存在的“四风”问题，其根源主要是新近30余年来党风问题长期积累，但一直没有找到管用办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结果。

当然，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又催化了“四风”问题的膨胀。一是苏东剧变对当时全党带来的集体性信仰焦虑问题，比如共产主义还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吗?如果说苏共那么多共产党的领袖都不再相信，我们还要继续相信吗?苏共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等等。这种信仰的焦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愈，一些党的干部后来出什么问题就都不足为怪了。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危机的持续影响并没有消失。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我们发展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社会差别、分配不公、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政府和社会诚信的双重缺失等等，如果不能理性对待，也会使一些人在信仰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动摇。三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读、误导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供依据。似乎市场经济就必须物欲横流，人就必须自私自利放荡不羁，甚至有个别专家声称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理直气壮为腐化堕落摇旗呐喊，极力宣扬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特权的不公，有钱就有一切比有权就有一切文明得多。这些话让所有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都目瞪口呆，殊不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不仅是法治的保障，更需要的是市场主体必备的价值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不是对私欲物欲的放纵，恰恰是教徒一样的克勤克俭，是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社会责任。四是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在网络媒体上的极度渲染，使人们对公权拥有者产生了妖魔化的倾向，似乎所有官员都与抓起来的腐败分子一个德行。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党的一些干部的信念信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信仰一旦迷失，防线不攻自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直注重思想建党的大党来说，思想防线不牢，对作风的影响就会更大。

当然，说到底，导致“四风”问题最根本的要素还是权力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后还没有在制度上成功解决如何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的问题。这个根本课题解决不了，党风建设问题的尴尬困局就破解不了。而一旦这个艰难的课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全党就会燃起越来越多的信念信仰的希望，燃起越来越多党风刷新的希望。现在是到了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一课题的时候了。这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最让全党振奋和信赖的原因所在，从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全党重新看到了重整纲纪党风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机制层面为人民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让人民委托给我们党的执政权力为人民做最大的好事，而不犯或少犯错误，一旦犯了无法避免的错误，也能够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纠错机制中及时得到解决。这是破解作风建设困局的关键，也是超越运动模式依靠制度改善党风的关键。所以，就具体机制和方式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党管干部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机制是否应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与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授受关系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通过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保证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安排，选举出各级各类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候选人，然后通过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程序，把这些候选人作为人事议案提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议决，从而合理合法地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赋予他们明确而充分的权力以掌好权。

二是通过党内监督制度与国家监督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运行关系机制。随着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人大方面也需要依据《监督法》相应地建立和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并且，随着依法治国力度的不断加大，还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人大的弹劾罢免制以及主要责任人的引咎辞职制等，以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从而达到管好权的预期，真正把权力拥有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上，要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营造有利于提高执行力和执政效率的政治生态环境，以让他们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才华和潜力，从而达到用好权的目的。

三是通过党内权力理性代谢机制与国家权力理性代谢机制的互动理顺权力自我更新的机制。应着力建立健全党内理性的政治代谢机制，实现“不换党换人”的预期，并且不是通过“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方式“换人”，也不是用过去政治路线斗争的方式“换人”，而是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和人大选举以及严格的任期制度来实现“换人”的政治代谢，以从根本上走出中国政治“治乱循环”的人治怪圈，从根本上走出靠领袖人物挑选“接班人”或变相选接班人的非理性政治代谢机制，真正从科学的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吐故纳新”和“更新换代”，实现党和国家制度的长治久安。

从“四风”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设想我们可以看出，“四风”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党风建设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党风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进程和国家制度建设科学化的进程，伴随着党内民主发展和国家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伴随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跟进问题。而这个伟大进程的逻辑展开和前景展望，就不再仅仅是“四风”问题的遏制解决和党风建设的常态治理，而是越来越坚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越来越清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