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批示的重要性
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办理，重视程度就已颇为严重。今天就让小编来和大家说说关于领导批示的重要性吧!
领导批示的重要性
在很多时候，“领导批示”往往是解决底层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批示也充满了神秘感。
各级官员的批示及其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
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
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
不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杂志《秘书工作》上刊登的一篇四川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领导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同领导的讲话一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业务指导性。”
那么，批示究竟为什么重要?各级不同身份的官员批示时有何惯例?不同用词之间有什么微妙之处?批示又会被如何传阅下达?
批示为什么重要
大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重要指标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做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
小曹需要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上级部门能收到的工作简报，每月都数以百计。“领导看简报，就跟我们看报纸一样，也是大体浏览，看标题，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多读一点;其他的，匆匆掠过”。
“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小曹说。
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
“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中部某县的政府网站就评论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中央领导签阅的内参，是中央了解国情、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我县××经验的刊发，在我县××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模糊的批示，微妙的理解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已经满意，仅表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
在办公自动化以前，中国传统的公文格式中，下级向上级递交的文件与上级向下级传达的文件，在发文机关标题部分就有显著不同。上报公文的机关标题部分上方要明显多出一块留白——这就是约定俗成的“批示域”。尽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并没有明确此项区别的作用何在，但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这一块“批示域”中。但最晚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公文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随着公文下发的，多有“传阅单”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件的官员来说，这也更便于他们清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比如，一份在市委常委范围内传阅的有关法制的文件，非分管的常委们一般仅圈阅，而政法委书记则多会在批示栏类留下一些文字。而一旦党委书记点名某机关须关注此事，则各相关分管常委一般都须在批示栏内表态。
更进一步的是，南方周末采访的熟知批示内情的机关官员说，对于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样的班子内的“一把手”来说，当他认为得对某份文件表态时，其态度的严厉程度，直接与其在批示上所写的对象有关。比如仅仅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中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直接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关注办理，那么重视程度就已经颇为严重。被指名的分管官员在阅后一定会“进一步批示”，并要求下属高度重视。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此类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来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了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所有这些细微差异所带来的批示执行上的区别，都在批示文件本身所显示的内容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