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关系的军事理论论文4000字
中美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发展不仅与两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连而且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因此中美关系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论中美关系的军事理论论文4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美关系的军事理论论文4000字篇一
《论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问题》
[内容提要]中美互不信任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美之间信任的提升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本文认为造成中美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解决中美互不信任问题的对策则是进行长期战略对话和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合作。
[关键词]中美关系;不信任问题;战略对话;合作
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最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温特把无政府状态分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洛克无政府状态和康德无政府状态三种。在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中，信任根本无法产生;在洛克无政府状态中，信任具有工具主义和表面性的特征，一国随时可以收回对他国的信任，而在自我意识中隐藏着对他国深深的不信任，也就是说，不信任是河底的潜流，信任只是水面的浪花;以康德冠名的无政府状态至今没有在历史与现实中真正存在过，并且，康德状态是否还可以叫做无政府状态也很值得怀疑，本文不做推论。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不信任是导致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根源。当今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如何学会共存变得十分重要。和谐共存的基本条件就是相互信任，本文主要以中美关系特别是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为例分析不信任问题。
中美不信任问题的分类
中美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信任呢?大致说来，中美之间的不信任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按不信任的领域来划分。①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和怎样升值?要不要平衡贸易逆差?要不要转让高技术产品?以什么样的资格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怀疑美国以这些问题来牵制中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美国则担心中国的发展威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价值观”[1]190。②在政治领域，中美之间的不信任表现在：中国不信任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美国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时常表现出不一致，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意图无法及时有效地把握;美国不信任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信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的民主制度相距甚远;美国无视人权和一国国情的关系，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中国怀疑美国以此为工具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③在文化领域，美国怀疑中国与非洲、东南亚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输出文化意识形态，以中国的软权力对抗美国的软权力，并以此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则怀疑美国以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诱导中国走西方式的道路，成为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一部分。④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高度怀疑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如武器购买和军事预算透明度等，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最终会导致中国在全球扩张，威胁美国的霸权，中国认为美国故意炒作“中国威胁论”，煽动周边国家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的发展。⑤在生态领域，美国指责中国不保护环境，甚至指责中国的生态污染导致美国上空的空气质量下降，中国认为美国无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和中国政府保护环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认为美国的目的是为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借口。
第二，按时间来划分。①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的不信任集中在政治领域，双方都担心对方以意识形态来挑战自己，原因在于冷战的两极结构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②70年代到80年代，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仍然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但这段时期中美之间的信任大于不信任。③1989年以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原因在于中国持续的现代化。美国欢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市场，但又始终担心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超过美国的全球经济体。中国怀疑美国想为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美国怀疑中国与美国现在进行战略对话是在“买时间”[2]115。中国怀疑美国加强与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调整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是为了遏制防范中国，美国怀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台湾独立维护国家统一，而且还是为了在周边地区进行扩张。
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彼此的神经，在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怀疑与担忧，美国总乐于把中国也想象为一个进攻性的国家。
第三，按识别程度来划分，不信任可以划分为显性的不信任和隐性的不信任。对中美关系而言，显性的不信任主要指军事上的不信任、人权上的不信任和政治制度上的不信任，美国总是公开指责中国军费使用不透明、中国人权记录糟糕以及中国的发展道路不稳定。隐性的不信任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的不信任，尽管美国表明接触中国是最适合美国的对华战略，但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过，而且主张接触战略的人也对接触的成功与否保持高度怀疑，实际上持接触战略者心理上非常不信任中国，只是藏于内心罢了。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美国也表示不能信任，它不愿相信中国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而更愿意相信中国是一个挑战美国霸权、挑战国际既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同样地，在台湾问题上，无论美国如何声明其无意介入台海、支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等，中国也都无法真正相信，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把真实的目标隐藏起来了”[3]199，这最终导致双方都无法真正明白彼此的意图和动机。也就是说，在无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双方有着显性的不信任;而在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时，这些不信任既是显性的，也是隐性的，但主要是隐性的，这些是通过短时期对话难以解决的。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发现，在冷战后时期，军事安全的不信任最为严重，而中美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对话显然非常少，而且层次非常低。经贸领域是最能建立信任的领域，因为双方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战略上的不信任最隐蔽最根深蒂固，因为它涉及到美国霸权的持续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
中美不信任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最核心的是“在动机和意图上彼此怀疑”[2]263，虽然经过冷战后10多年交往的经验与教训，双方目前都能较为理性地接受彼此的不同，也能认识到彼此在利益上存在的差异，但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担心却仍在不断加大，即双方之间的不信任程度仍在不断地提高，这“甚至已经开始削弱近20年来通过各种交流建立起的基础”[4]444。阅读中美关系研究的各类文献可以发现，不信任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不信任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第一，它不是一个附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美之间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如经贸、军事、人权、环保等，但在这个长长的问题谱系中，信任贯穿每一个领域，并且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均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所以，它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说它根本，还在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均有赖于信任问题的解决，如果信任问题解决得好，其他问题就“更容易操作”[1]207，而信任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他很多问题就会很棘手。治标需治本，在中美关系中，“本”指的就是信任问题。
第二，信任建立难毁灭易。从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来看，彼此建立信任很难，而毁灭信任却很容易，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中美曾在朝鲜战争中毁灭了信任，以后的20年内互相敌视，即使在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仍然花了近7年时间才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访美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度迅速提高，但天安门政治风波却让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对中国进行制裁，导致中美之间“一度没有了信任”[2]308;整个90年代至今，在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中美之间的信任度一直在低水平徘徊。[4]360。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之间的信任关系更是趋于紧张。
第三，不信任程度呈螺旋式递增。与康恩的冲突逻辑一样，不信任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这种不信任既来源于现实的交往，也来源于对历史的记忆。在每次冲突中并不只是一次冲突在发生作用，而是这次的冲突和上次冲突留下的记忆在共同发生作用，所以，不信任是呈螺旋式增长的，每一次冲突都会使不信任加剧。冷战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在于尽管经贸增长迅速，但不信任感也增长迅速。
第四，不信任发展到一定程度趋向于互相定位。当交往双方的不信任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都趋向于把这种不信任固定下来，并视对方为一个不可信任的行为体。如博弈论所阐明的那样，在一次博弈中，信任与不信任都不可能建立，但多次博弈的结果便是信任与不信任的固定化，博弈行为体趋向于下结论。在给对方下结论以后，博弈双方的行动基础就不再主要根据对方的当前表现，而趋向于以“结论”作为行动和政策的基础。中美关系发展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冷战结束至今的一段时间是双方互相定位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还会延长一段时间，但中美双方却都在以对方的“意图和动机”逐渐得出“结论”。冷战后的10年似乎使中美双方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9•11”以后形势有所逆转，但互相判断还在进行之中。
第五，不信任具有交互性和循环性。当一方对另一方不信任时，另一方趋向于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对方，因此，不信任具有交互性。当中美双方不信任时，从来不是单指哪一方的行为，而是体现为互相不信任。不信任还具有循环性，当美国采取了一个不友好的行动，中国会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如果没有妥协，不信任的心理和行动就会趋向于升级，形成恶性循环。交互性和循环性表明了任何信任问题的解决都绝不可能是单边的行动，而必须是双边或多边的。
第六，不信任具有顽固性。一旦双方为对方下了“结论”之后，要想改变这个结论非常不容易。不信任就像人体感染了某种病毒一样，它会隐藏在神经末梢，一遇到激发性因素，就会再度显现。不信任对国际政治系统而言就是类似于病毒的因素，或者可以说它就是国际政治系统中的病毒，既难以治愈，更难以根除。若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整个系统，即改变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不信任同样是中美关系中的病毒，不幸的是，中美在冷战后10多年的交往中似乎一直在激活这种病毒。
为什么中美难以建立持久的互信
为什么中美关系存在如此严重的信任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中美互信的建立?从新中国与美国的交往历史特别是冷战后一段时期的交往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第一，美国霸权。美国霸权包括霸权战略、霸权行动和霸权心态。首先，美国追求美国一家独霸的霸权战略，其目标是领导世界。美国的单极战略与中国主张的多极战略必然发生冲突。其次，美国在中美交往中常常无法克制它的霸权行为，比如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制裁中国、售台武器、推行反华法案和强压人民币升值等，都体现出美国根本或者很少考虑对方的感情和需要。第三，美国始终不愿丢弃霸权思维和心态。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始终表现出一种权力的傲慢，始终相信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国家，肩负一种“天定命运”的责任，而其他国家和人民似乎都需要美国来拯救，这既是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蔑视，也是借上帝之名对人类社会发展多元性和历史性的蔑视。
第二，中国崛起。美国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在美国眼里，中国可以强大，但不能强大到超过美国。中国发展成超级大国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美国不愿意中国与其分享领导权。虽然中国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但美国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危险的。不可否认，中国的崛起确实会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造成冲击，但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只会修正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像美国所说的“扰乱国际秩序”。
第三，文化差异。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大，中国强调和谐、和平、和睦，美国强调自由、民主、人权。中美文化作为东西文化的代表本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美国更愿意强调西方文化的优先性。中美双方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也不一样：当中美关系处于较为信任的时期时，美国常常感觉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2]323，但当中国变得不像美国时，中美之间的信任基础就会非常脆弱。这表明，美国在对待中国时是把中国当成美国的镜像，极力寻找中国的“美国元素”，但这不是一种友善的对待他者的方式，而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达。与此相反，中国的外交战略却清楚的表明中国愿意承认他国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并尊重他国的发展道路。中国与美国在非洲的表现就反映了这种文化差异。
第四，政治体制。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制，美国实行的是西方典型的三权分立制;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是民主集中，美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是限权分权。除政治体制的性质不同之外，中美的政治运作特别是决策体制也让双方产生怀疑。美国认为中国的决策体制让美国无法预测未来，中国认为美国的决策体制让中国无法把握现在;中国国内政治没有美国国内政治那样复杂，因此决策能够有效的得到贯彻，而美国的决策却因受制于太多的因素如国会和利益集团等而无法得到有效贯彻;美国抱怨中国国内声音太单一可能发生突变，中国抱怨美国国内声音太繁杂而纷乱不清。纵观冷战后中美关系的10多年，恰恰是美国的政治决策体制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第五，传媒诱导。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媒体的影响不言而喻。而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常常带着“有色”眼镜，它们寻找的不是能真正代表中国的正面新闻，而是能吸引人的负面新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也影响了美国的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据统计，在整个90年代，美国各主要报刊杂志对中国的报道负面的居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的严重妖魔化”[6]6，因此，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必然预先设定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印象，当美国外交以此作为决策基础时，就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激起中国的反感和愤怒，中美双方因此陷入自我创造的恶性循环中。
如何最大程度地建立中美之间的互信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否，因此，中美之间建立相当程度的互信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中美关系的信任度呢?
首先，必须意识到信任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不管是国际冲突还是安全困境，它们的根源主要在于权力争夺和信任缺失。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存在权利争夺，就会产生信任缺失。但是在一个全球共赢社会兴起的21世纪，争夺型的权力政治必须让位于竞争型的共赢政治。虽然这两种国际政治形态都不反对国际竞争，但权力政治遵循的是恶劣的零和的竞争法则，而共赢政治则遵循健康的非零和的竞争法则。前者是没有信任或信任稀缺的竞争，后者则是有信任的竞争;前者导致恶性循环，后者诱导良性循环。两种竞争根本的不同点在于信任程度的高低。国际社会不能没有竞争，也不应该惧怕竞争，但由于现代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当今国际社会再也承受不起恶性的权力竞争，国际竞争面临着需要转变其性质的挑战，中美关系对于转换国际竞争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自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产生以来，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冲突和战争来结束它们之间的挑战与应战的，所以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就负有将国家间恶性竞争转换为良性竞争的任务，而不是重新落入历史的俗套。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中美关系的信任度，打破历史宿命，防止中美落入大国争霸的悲惨结局。
其次，双方需要进行长期的耐心的战略对话。兰普顿在谈到如何加强中美关系时提出了7条建议，其中的第四条为“战略性对话和确定意图”，第五条为“保持信誉”[5]371.375。他认为，中美对话并不是就军事领域的问题展开对话，而是就“长期的重要的共同利益”进行对话[5]375。当前中美战略对话的核心应该是：如何协调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战略对话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双方的“意图和动机”较为透明，否则，双方对彼此的动机皆会以猜测进行，在想象中完成其外交政策设计。战略对话还可以让双方了解各自的发展路线，增加发展前景的可预测度。但是，仅仅对话是不够的，还要“言必行，行必果”，如果对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对话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话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不信任，因此需要加强对话之后的行动来向对方表明自己值得信任。反观中美关系，在不信任的主要领域如军事安全和台湾问题上，美国外交的可信度就不高，其原因在于美国的行动常常与承诺相矛盾。奥克森伯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在向中国做了多次“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解释之后，中国还是担心台湾问题[2]292.293。中国向美国以及西方多次说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崛起，但是美国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扩张的道路。这些都深刻地表明了战略对话的内容必须以长远的发展路线和共同利益为核心，同时也表明了仅仅战略对话是不够的，还需要战略性的行动，中美应该学着相互信任。
除此之外，中美信任的建立还需要巨大的耐心。美国恰恰是一个没有足够耐心处理国际问题的国家，原因在于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特征。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在人权、人民币升值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等问题上，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耐心。没有耐心的后果必然是局面恶化，信任度降低。
对于奥克森伯格提出的“信任难题”，或许斯蒂芬•沃尔特的“耐心”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他认为，要让中国相信美国的善意，“美国领导人不能只说一次就了事”，打消中国疑虑的姿态“要反复的表示，消除疑虑的言论要不断的重复”[7]152。
再次，双方应为中美交往搭建制度的框架。制度的功效不仅仅在于节约交易成本，还在于它是一个建立信任的平台。用建构主义的话语来解释，制度还可以改变或生成国家的利益与偏好，而利益观的良性变化则有助于改变恶性的竞争关系，使恶性的竞争趋于更加良性和健康，而利益观和竞争观的双重改变则必然有利于双方建立双赢的信任关系。中美关系中最不信任的军事安全领域恰恰是最缺少制度和机制的领域，因此，为了让中美之间提高信任度，需要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以及在中美两国的政府高层到普通百姓之间织起一张“制度之网”。
最后，既要注重中美交往的技术性层面，也要注重中美交往的艺术性层面。国家并不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是一个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如温特所言，国家是可以拟人化的。人有人格，国家也国格。邓小平在1989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时曾对尼克松说，结束中美敌对关系美国应该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就没有了”[5]568。因此，解决信任问题并不只是把国家间的利益进行技术性的分配和协调就可以了，而且还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和民族感情。此外，不信任不仅指对对方的不信任，还可以指对自身的不信任。反映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显得不是很自信，而美国则是太自信。中国在与美国交往中，应该更自信，更理直气壮，改变谦卑的心态，美国则需要改变自己在外交事务中的傲慢与粗鲁。
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再一次处于一个十字路口”[4]356，如果不能好好处理信任问题，重蹈历史的覆辙不是没有可能，要避免落入历史的陷阱，只有改变互不信任的思维观念，要改变互不信任的思维观念，那就只有付诸善意的行动。
注释：
[1]Ted Galen Carpenter，James A. Dorn.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 r or Emerging Threat.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2000
[2]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新华出版社，2000
[3]Bill Gertz.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 can.Washington.DC: an Eagle Publishing Company,2000
[4]David M.Lampton, Same Bed.Different Dream:Maniging U.S.China Relati ons,1989.2000.Berkerley Los Angeles Califorlia: 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LTD,2001
[5]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