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文人办报”实践
摘要：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文人办报”曾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曲折的路程。本文尝试从储安平的办报活动出发，探究“文人办报”在中国走向终结的悲剧成因，并以此为鉴，论证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报理念,即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本文中的“报”，在现代意义上，泛指各类新闻媒体，新媒体除外。
关键词：文人办报 储安平 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文人”这一概念，主要指追求民主自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不隶属于某一党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文人办报”就是一些忧国爱民的文人，利用报纸来发表意见，以此推动社会进步。本文论述的“文人办报”，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新闻界秉承的“政治家办报”理念而言的。一般而言，“私人办报”（即商业办报）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多为娱乐、服务性内容，迎合受众；“政治家办报”代表政府（或政党）的立场，往往依靠政府（或政党）的财政津贴，以宣传为主要任务，追求政治目标；“文人办报”政治上主张客观中立，经济独立，以国家、公众利益为是非标准。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民主报人储安平归类于“文人”这一群体，他的报刊活动属于“文人办报”的典型代表。
储安平的办报实践及其办报理念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至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在湖南《中国晨报》任主笔。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担任社长和主编，同时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后来，《观察》因其自由正义立场被国民党查封停刊。
从储安平的办报实践当中，我们可以探究出“文人办报”的基本理念：1.追求民主自由。在《观察》的发刊词中，储安平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称为《观察》乃至整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应信守的“四个基本原则”，同时也奉劝拥兵相抗的国共两党亦能信守这“四个基本原则”。2.坚持经济独立。《观察》在征集股金时，储安平等发起人特别注意不接受来自官方或政治团体的资金。即使在杂志社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有读者建议该社接受读者捐款或向读者募捐，储安平仍以这种做法“不公道”而婉言谢绝。3.不隶属于党派。储安平创办《观察》时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就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谢泳在评论《观察》政论时指出：“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4.秉承持论公正。储安平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
“文人办报”的悲剧色彩及其理想的彻底破灭
“文人办报”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相符。一是政治上，极权主义政治没有给“文人办报”足够的发展空间。极权主义与“文人办报”所崇尚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尖锐冲突的。在储安平经营《观察》期间，淋漓尽致地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独裁、腐败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呼喊民主自由。而当他为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提供一种合乎理性的道德权威、理想目标，以想使自己成为能够左右政府政策、成为国家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想行使他心目中的民主和法治的时候，却令人遗憾而无情地被“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贴上历史的封条。二是经济上，“文人办报”总体上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文人办报”总体上而言，不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和独立的经济基础，所以必须以依附为生存代价，而无法独立自存。旧中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把持国家经济大局。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杂志社，由于市面纸价疯狂上涨，《观察》社被迫一次又一次地缩减版面，可见生存极其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以公有制为国家的经济制度，《观察》作为资产阶级的刊物代表，自然也丧失了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因而走向了终结。三是文化上，“文人办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论政”的传统，他们臧否时事，议论国政，而“文人论政”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愫，“文人办报”自然带有理想化色彩。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其美好愿望与远大理想，只能在劝说中付诸实施，这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储安平，尽管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但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始终以一种浮萍的姿态出现，很难在广大中国人心中扎下根。
“文人办报”与极权主义的新闻统制相抵触。一是“文人办报”为袁世凯的极权主义所不容。辛亥革命给新闻言论自由带来了想象和实践的天地，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专制主义者，迅速摘下其热爱民主共和、尊重言论自由的面具，对所有批评和指责袁政府倒行逆施的报刊进行了残酷而血腥的钳制和镇压。特别是在1912年初到1913年底出现的“癸丑报灾”，导致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文人办报”从此走入万马齐喑的低谷时期。二是“文人办报”为北洋军阀的极权主义所不容。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继续对新闻舆论采取高压政策，段祺瑞上台后，不仅宣布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法律继续有效，而且又新颁布《报纸法》以加强对新闻事业的钳制，迫害报人、查封报馆的事情亦时有发生。加之后来皖系、直系、奉系军阀轮流执政，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更加重了中国政坛的混乱局面。三是“文人办报”为国民党的极权主义所不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公然否定了政协会议关于宪法草案决议的民主原则，与之相配合，查封言论机关事件在这个时期屡屡发生。储安平的《观察》也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旗帜，在国民党的极权政治下，与它所属的群体一样，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走向寂灭。
历史告诉我们，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民间报刊，其行事和思考是绝对做不到“左右逢源”或者“左右规避”的，极权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天敌”，它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民间报刊的一举一动。而文人报刊所遭到的极权政治的打击，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在与极权主义的对抗中走向式微的历史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储安平的悲剧标志着“文人办报”的理想在中国的彻底破灭。“文人办报”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必须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但任何国家对这一自由权利的保障，都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也应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为维护他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法规性制约。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只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种特权，世上从未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人办报”一直标榜的新闻自由，也同样缺乏说服力。
信息公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有限的公开。每一个国家的新闻都应为本国的稳定发展、团结富强服务。而信息公开也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下来实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起这种厚重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发展经济是第一大任务，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首要条件无疑是政局的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胸怀社会使命感，把握好信息公开的方向和“度”。事实也已经证明，这不仅在中国，哪怕是在标榜“彻底的、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信息公开也是有限的。“文人办报”的办报理念显然只存在于理想之中，为社会实际所不容。
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建构
“文人办报”作为中国报业的传统，始终坚持客观、公正这样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确存在着它的合理性因素。今天改革开放将我国新闻业带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我们应继承老一代报人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探索发挥报纸的功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应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坚持新闻职业操守，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竞争的市场，真心诚意为群众、社会、市场、企业服务。新时代背景下，继承“文人办报”传统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题中之义。
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确意识到，“文人办报”主张不依附各党派独立发言，而在当今世界，毫无政治色彩的报刊或媒体几乎是不存在的。政党和阶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党性原则的客观存在。离开阶级和阶级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同样，离开党性原则的媒体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媒体都逃脱不了这个客观规律。坚持党性原则，就是遵循中国语境前提下的新闻规律。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和获取日益快捷，全球传媒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传媒业亟待改革与发展。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家办报”囿于党人办报、政府办报,甚至把它与“文人办报”完全对立起来,这显然有违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难以迎合历史潮流。唯其打破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顺应时代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中国传媒界才能穿越各国人为设置的意识形态屏障，在世界范围内掌握话语权。在笔者看来，“文人办报”的历史似乎昭示着，组建公共媒体不失为两全之策，公共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依附于某一党派，能够在代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谋福利。与人民同命运、与时代共发展，中国传媒业应当从“文人办报”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在党性原则的指导下，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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