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
摘要：由“谢朝平事件”到宜黄拆迁事件，再到“李刚门”，网民围观的范围已然伸向了政治权力领域，出现了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本文从布迪厄的实践语言理论出发，分析语言在网络时代围观政治过程中从开始、冲突至事件消解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当事者、围观群众与事件处理者是如何达成“合谋”，最终消解群体性事件的。认为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是一种政治的进步，同时也是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应给予积极肯定与引导。
关键词：“围观政治学” 语言符号权利 “合谋”
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我爸是李刚”、“俱往矣，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李刚”、“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仑苏，不是每一个爸爸都叫李刚”……2010年10月16日后，随着河北大学一场车祸的发生，一句“我爸是李刚”造句行动风靡网络，易周刊30期更是顺势出了一期“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专题，该专题称这是人民自发形成的对权力阶层的一种声讨。
从最初对社会事件或娱乐事件的围观，到如今对政治领域的围观，侧面展示网络的影响力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媒体议程设置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都具有重要作用。
“李刚门”并不是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的专利，2010年1月13日，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发表文章《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市民代表刘天晓因得不到发言机会当场扔水瓶、引来媒体及网络群众的围观为由头，认为网络围观推动了事件的解决。虽然是看似无力的小小的评论，却形成了强大的关注场，形成对政治事件的强力关注。另外，2010年8月的“谢朝平事件”和2010年9月的宜黄拆迁事件都是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的有力诠释。
推动事件进展的力量除了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以外，更深刻的本质便是网民通过语言对权力阶层的关注。在事件解决的过程中，网民的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正是网民行使舆论权利的中介，又是权力阶层对事件进行回应的中介。
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现象的布迪厄式解读
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面对实践的模糊性，他提出了“场域”和“惯习”概念来理解实践。他认为，一个场域就是一种关系构成，在这个关系中，场域内部以及场域之间存在着斗争的关系，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中历史性和生成性的一种稳定图式。语言在场域运作中扮演了中介的作用。他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现出来。①
网络时代，现实场域与虚拟场域的相互渗透，使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成为可能。网络虚拟场域因其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使网络行动者忘却自我而畅所欲言。然而，社会行动者在从真实场域向虚拟场域转移的过程中，长期生成并历史性内化到行为者身体的惯习不被社会行为者感知却依然存在，因此，社会行动者在虚拟场域所表现出的“围观政治学”现象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达。
网民在围观政治过程中，都是以语言形式进行的。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语言扮演了符号权力的角色，发挥了语言暴力。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②他进一步指出，符号暴力揭示了任何权力系统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当象征性暴力实施影响时，它呈现出“以理服人”和“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和过程，它宁愿采纳不露声色和静悄悄的方式，在谈论和对话中，不知不觉地征服它所要征服的对象。③被统治者就这样认同了统治者的统治，达成了“合谋”。
笔者将“围观政治学”中三个主要参与者定义为当事者、围观群众和事件处理者。这一过程是这样的：围观群众参与围观的动机是分散的，他们通过分析当事者发出的语言符号而形成新的语言符号，形成对事件处理者的压力，这是第一阶段的语言暴力；之后，事件处理者会采取一系列的语言措施来达到消解此语言暴力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事件处理者所实施的语言行为又形成了第二次语言暴力，但这种暴力是在当事者、围观群众与事件处理者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完成的，即布迪厄所言的“合谋”。
布迪厄认为，统治者在运用语言符号进行统治时，会运用“屈尊策略”（strategy of condescension），即通过一种暂时的但却大肆渲染的方式放弃他的支配地位，“屈尊俯就”来同他的交流者打交道，这样，支配者通过拒绝这种支配关系而维持了它的存在，并从中渔利。④
围观政治现象中，网民之所以对事关政治的事件进行强力围观，因为与政治相关的事件的发生，触及了网民仇官仇富的心理，与他们日常已经接受的惯习相抵触，因而造成了他们的“知行不协调”（费斯廷格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行动者已经接受了统治者所采取的现行统治策略，一旦策略发生变化，便会引起被统治者的心理不协调，因此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来平衡并消解这种不协调以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强力围观就会发生，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沉默的螺旋由此形成，来自网民对事件处理者的语言暴力也便因此形成。此时，事件处理者便会再次采取布迪厄所言“屈尊俯就”策略，来平衡网民的“知行不协调”，达到稳定其语言统治的目的。“屈尊俯就”策略在此表现为媒体对围观对象的报道以及相关的法律措施处理。当语言策略再次运用，围观者这种表面的抵抗便渐渐消逝，围观也随之消解，“合谋”也由此达成。
对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现实意义的思考
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现象放在现实话语中，是网民对公权力的一种声讨，但事件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我们是否就因此认为，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现象毫无现实意义呢？
其实不然。一方面，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现象宏观上表明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有助于把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⑤因此，这种围观者在场域内部进行权力争夺的现象，能够更好地优化场域历史性生成的惯习，使得社会生活更具意义，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关注，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布迪厄还提到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认为，由于惯习的历时性和生成性，他主张接受现实的被统治，获取更多的现实资本，然后利用现有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抵抗。他提出了“深思熟虑的乌托邦”或“理性乌托邦”道路，他认为，科学知识分子可以依据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政治行动中自觉反思种种表象和现象的历史条件，揭示其具体性和虚假性。⑥虽然现实主义姿态表现得不够激进、绝对，然而有助于各种潜在性成为现实性。
布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对我们理解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对现实微弱抵抗的现实意义具有借鉴作用。首先，网络时代“围观政治学”并不是网络时代因网络技术而来的单纯的“从众现象”，参与围观的人群有其主观意识，他们希望得到答案。在尝试不想“合谋”的过程中，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达成了新形势下的“合谋”，也不失为一种要求进步的尝试。
注 释：
①②④皮埃尔·布迪厄［法］、华康德［美］著，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第227页。
③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⑤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⑥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