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的情感故事

2017-01-06

伟大的爱情像一座山峰,需要两个人慢慢地往上爬。一下子爬到山的顶峰容易,但一直保持在顶峰就很艰难了,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大学校园的情感故事。

大学校园的情感故事1:我的贫穷知己

来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惟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胡说八道中度过。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需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学费。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拉斯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半夜我编完程,他洗完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有时候时间晚了,我们俩都饥肠辘辘,冰箱里又没有吃的,我们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蛋糕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做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传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另外,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

我对着电脑,又是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

大学校园的情感故事2:同学之间

老飙和老金同是我的同窗好友。老飙名叫岳宏飙,老金名叫金永年。大学毕业后,他俩先后进入渭阳建筑设计院工作。所不同的是,老金在短短十多年内,由副科、正科、副处,一路走来,最近又升为正处,坐上了单位的第一把交椅。其职称也由助工、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老金在从政的同时,也没放弃自己的专业。他在担任副科期间,早早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又在正科时,戴上了博士帽。而老飙,不但职务没有升迁,就连职称也停留在中级职称上再没动。我听说后,无不感慨,心想:人的命运真是没法说,尤其是同学,同在一个单位,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上下两重天,谁听了不感叹?

我听说,老飙当年报到时给人的影响就很不好。他当时穿着一双劣质凉鞋,说是凉鞋,简直就像拖鞋一样。裤腿也一高一低,左裤腿卷得老高,右裤腿却一抹垂下,裤腿上沾满了泥巴。他上身穿一件红色背心,头顶一顶白色太阳帽,这在当年报到的大学生当中,显得有些另类。他一进单位大院,看到那栋破旧的办公楼,就说,怎么是这样一个破单位?这里有大学生吗?

时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在即将跨入千禧年的时候,老飙突然来电话,说他在单位混不下去了,老金老是跟他过不去。我听了有些不相信。

老飙向我诉苦说,自从他到单位以后,一直就没得到重用。尤其是在老金掌权以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报告和设计书,连本单位的评审都通不过。工作上,无论他怎么努力,老金都不满意。他还说,他不想在单位混了,想跳槽,但又没地方去。另外,他向我透露说,最近院里有两个出国的名额。他想去,但出国人员必须是专家身份才行,而自己只是中级职称,自然不够格。他想让我在老金面前求求情,最好能让他出一次国。

我听后,觉得左右为难,但还是给老金打了电话。我想旁敲侧击地问问老金。可老金多精明,他一听,就问是不是老飙给你说什么了?我经不起老金的追问,只好将老飙说过的话全盘托出。说完后,我又后悔了,我后悔自己把老飙出卖了。但老金不愧是领导。他说,老梁你放心。我不会在老飙面前提及此事的,这点城府我还是有的。老金还说,老飙这个家伙,在你面前就这样糟贱我呀!说实话,在我的潜意识中,同学情结还是很深的。我曾经多次给他机会,想提用他,可他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别的不说,前年的三月,我将院里最好的项目留给他,想给他铺铺路,但他提不起来,按期完不成设计任务,光知道整天睡大觉。说实话,我并不是让老飙亲自干活,他只要督促手下人把活干好就行了!可这个老飙,他吃着我的饭,却砸着我的锅。每每照顾他的时候,他总能无一例外地把事办砸了,他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他还敢在你面前损我?我是知道的,他给你打电话无非是想出国。老梁,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听了老金的一席话,我才真正领教了他的厉害。但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我觉得老金的话,可信度高一些,因为我对他俩还是比较了解的。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老金精明能干,而老飙有些窝囊、邋遢。总体上,我倾向于老金,这不是因为他是领导、博士。可我也不能不说说老金:即便是老飙不成器,提不了科,你老金起码应该照顾他拿个高工资吧!因为你是单位的一把手,老飙在你手下,你能帮上忙的。不然的话,日后相见,你向我们如何谈及同窗之谊?

老金还算够义气,他给足了我面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上会之前,老金授意办公室主任将老飙塞进了出国候选人的名单中。可在会上研究的时候,杜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老飙出国。无奈之下,老金给杜书记做工作,并答应一定为他也办一件类似的事。就这样,老金总算把书记摆平了。可人家书记又说了,到老飙出国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送送老飙。

老金把书记的意思转达给了老飙,可老飙的脑袋瓜简直就像榆木疙瘩一样。书记说送送他,无非是想让他请一次客。但这个愚钝的老飙,根本就没反应过来。登机前,他还对同行的同事说,书记不是要送我们吗?怎么没来?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出国了。他把一切麻烦都扔给了老金,老金见老飙不理不睬地走了,气得直跺脚。最后,还是老金出面替老飙请了一次客。请客时,老金还违心地对书记说,这是老飙委托自己请的。

三个月后,老飙回国了。他在南非拿的是双工资,享受的是专家待遇和中南两国的节假日。他在出国期间,国内的工资照发,在南非的月薪是1500美金。但他回来后,却对老金一个“谢”字都没说,反而专程跑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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