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告》和《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16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就业增长超出预期，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取得新的重要进展。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会议强调，今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产业、区域、投资、消费、价格、土地、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力争取得更大成效。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要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更好为人民服务。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央巡视工作已开展十一轮，巡视了247个党组织，完成对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巡视工作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坚定“四个自信”，突出问题导向，查找政治偏差，发挥了政治“显微镜”和政治“探照灯”作用，工作成效明显。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肩负重要职责，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令行禁止。要强化管党治党政治担当，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牢，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灯下黑”问题。要加强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查，把责任压给党组(党委)书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要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发挥标本兼治战略作用。
会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有力抓手，是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积累了成功经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确保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组织要把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履行主体责任，抓常抓细抓长。要把思想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改造自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要突出分类指导，联系思想工作实际经常查找和解决问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做，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要把“两学一做”作为主要内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当好表率。要发挥党支部教育管理党员的主体作用，把“两学一做”纳入“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每年要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进行评估总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恩斯理论盛行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是一部在经济萧条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做出了经济形势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般应注意如下两点： 一，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税收政策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能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二，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来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三是适时的政策转换 包括进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机把握，以及逐步退出直至最后放弃此种政策的时机的选择，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形势分析和利弊得失判断。上述美、日的例子，已经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适时转化的必要性。一般地说，进入时机的迟误，将对经济的发展出现缺位的现象，从而不利于增长与就业;而该退出时不适时退出，则又不仅容易产生上述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逆转，而且还将造成不应有的财政负担或财政拖累。
我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我国实施了几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国务院也提出了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发展十条措施，并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政府也随之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市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这些都表明我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启动。这次财政政策的实行不能不和当前的金融危机联系起来，08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之迅速，影响面之广是之前任何一场危机都不及的，在短短半年之内，当年叱咤江湖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纷纷落马，两房和AIG均被监管，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不同一般的影响，出口大幅下降，货币流动性比率从08年开始急遽下滑。
第一，首先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在1998—2000年的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62.3%。虽然名义赤字率一直突破3%的警戒线，但若加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养老金欠账及准国债等隐性债务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超过国际上的赤字警戒线。 今年在3月3日将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中，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将达到9500亿元，从绝对数额上而言，这是建国以来的最高财政赤字。这一创纪录的数字较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5000亿元赤字规模，几乎翻倍，远超2008年年初中央政府定下的180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这不能不让人担心，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我国中央财政的偿债率与债务依存度实际上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第二，效用递减效应。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在递减。从以往年度来看，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一直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递减。据统计，国际投资对 GDP的拉动作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 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8个百分点，国债拉动力逐年降低。二是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递减。
第三，依赖效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这主要是财政政策拉动的效果。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无疑，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第四，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并且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
第五，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投资增长长期过快的需求拉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成本推动，以及农业增长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等因素。近年来世界市场上石油等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程度。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主要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普遍下降，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已经有所缓解。我国CPI涨幅虽然趋缓，但是稳定物价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