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浅析
摘 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 悲剧 特色 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 》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史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对现实黑暗秉笔直书，是其写实精神的具体再现，这体现在它的社会悲剧中。相较性格悲剧而言，其社会悲剧的份量要显得更重一些，篇幅更长，范围大为扩展，上自一代帝王，下至游侠百姓，各种类型的人物均有涉及。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1）有一些大功于世，武则战功显赫，文则政绩出众的人物，他们为国家的建立与富强树立了难以磨灭之功，却屡受迫害。淮阴侯韩信，对汉王朝的功劳可以与周公、召公及姜太公这些人相比，他佯渡临晋，随袭安邑，背水一战而败赵，奇袭历下以破齐，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他为报汉王知遇之恩，以“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来要求自己，“虽死，不易”。但最终却是被他引以为恩主的高祖皇帝与吕后罗织罪名，擒斩于长乐钟室，非其罪而死。飞将军李广，一生屡建奇功却屡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汉文帝曾说他“不遇时”，李广的悲剧便被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耐人寻味。自汉击匈奴以来李广未尝不在其中，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在武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的忌妒排挤之下，一生“无尺寸之功得以封邑”，最终自刎而亡。一生坎坷的李广，终生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上度过，他超人的胆识非凡的将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此他的被迫自杀，使“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韩信、李广的悲剧为当时社会势力所左右，令人痛惜。（2）有一些人走在社会的前列，为了国家的发展，实行变法改革，却为旧势力所不容，惨遭迫害。
商殃变法使秦空前强盛，为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却遭到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秦孝公一死，他便被加于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还有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和为巩固中央集权力行削藩的晁错，都被残酷地杀害。这一类悲剧人物，是属于典型的社会悲剧。他们是天才的先驱者，由于他们的被扼杀，并且是为了一种终将实现的目的理想而被扼杀，因而有了为献祭真理而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3）还有一些人物，是见义勇为、重诺守信的下层人物。燕国死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拯救弱燕于危难之中，不惜从容赴死，图藏匕首，秦庭行刺，身补八创，壮烈而亡。还有为保赵氏遗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等等。这些人不为权力而争，不为钱财而屈，以死博取的是一股凌然豪气，他们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豪杰志士。
二、《史记》中悲剧人物的艺术刻画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人物的塑造，司马迁不仅突出其鲜明的个性，而且使之达到一定的典型化，形成了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征，为此，他重点刻画了一百多位人物形象。这其中，悲剧人物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人物形象风姿有别、不见雷同，司马迁调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笔下的人物各具特色。
首先，将悲剧人物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赋予了历史的悲剧感。这类似于欧洲早期文学中的命运悲剧，为主人公的悲剧结局造就一种无奈的气氛，所谓“时势造英雄”。如将项羽轰轰烈烈的一生放在秦末农民反抗暴政的大起义背景中描写，通过时代写人物，突出了项羽的功绩，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地展现和发挥，项羽的神威、战功和不可逼视的高大形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出现，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毁灭，换得的是人们对价值被毁灭的无比痛惜；晁错“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却被斩于东市，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要求超前于时代，为旧势力所阻，缺少变法的客观条件和有利时机。司马迁将悲剧人物放入特定的时代中刻画，使人物身上充分展现了“时势造英雄”的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有时代的特征，突出了悲壮之美。
其次，在冲突和矛盾中展露人物性格，为其悲剧结局铺垫基础。鸿门宴是决定楚汉命运的关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刘邦以其随机应变的突出才能，收买人心，化险为夷；而势力强大的项羽却在关健时刻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无法痛下决心，为刘邦的巧语所迷惑，由此就注定了他必败的命运。荆轲离燕入秦时长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司马迁用歌来突出人物形象，表现了荆轲视死如归、勇于赴义的性格特征，同时注定了他在秦庭惊变时的临危不惧，正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为大义而就死地。
再次，通过心理描写展现人物性格，增强悲剧气氛。项羽被困垓下时，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一段独白式的诗歌，准确地揭示出了项王英雄末路时的“慷慨激烈，千载不平之愤”。正如清代吴见思所说：“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这使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悲剧色彩更加浓郁，是一种画龙点晴的手法，将一种气质豪迈的形象留在读者心中。同样的还有荆轲的《易水歌》。韩信在听了蒯通的游说之辞后，开始的态度是：“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可过了几天后，却“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表现了他对汉高祖的信任和自以为是的心理状态，是他走向灭亡不可缺少的条件。
可见，司马迁塑造悲剧人物，重在对其性格特征的刻画，通过不同的环境、个性突出的语言和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描写，先造英雄，再造悲剧。《史记》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史学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它对我国文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它开辟了人物传记这一文学体裁形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尤其是悲剧形象的塑造，使《史记》的文学成就更为显著，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出众的文学才能。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2、屈原《楚辞·怀沙》。
3、屈原《楚辞·涉江》。
4、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