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生产组织形式

摘要：以模块化为载体的模块化生产网络呼应了资本主义对灵活积累的诉求，还为资本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网络经济时代主流的生产组织方式。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模块化分工中多从事低附加值的工序，所以模块化生产网络仍然属于依附性的国际分工体系。处于模块化分工中依附地位的中国企业，只有创建由自己主导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才有可能实现产业链工序的升级。

关键词：模块化生产网络；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继跨国公司内部网络(企业集团)、虚拟企业(项目小组)、战略联盟、中小企业网络(企业集群)等网络组织之后，新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纵观历史，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从福特制到精益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每一次变迁都有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都是资本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追求利润最大化，促进资本积累所塑造的。模块化生产网络也不例外。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如何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利于资本追逐利润，从而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本文试图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和生产方式的演变视角对以上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和福特制之后，逐渐步入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交界区。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再构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孕育着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网络经济诞生之前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由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在酝酿着“大转变”的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越来越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了。西欧和日本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为它们的剩余产品寻找去向的历程不得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的崩溃裹挟着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滞胀的困窘。20世纪70年代是信息科技诞生的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水岭，各国公司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滞胀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其增加利润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生产成本(从降低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生产力、拓展市场、加速资本周转。ICT不仅顺应了资本压缩时空、拓展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其它三种增加利润的方法的技术支撑。

按照划分经济形态的二重依据，从生产的角度看，ICT为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供了技术基础。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比较多地利用数控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与少量的多技能工人结合来实行定制生产。同时，发达国家企业还广泛借助信息技术下的分包供应商网络来处理大量非核心业务。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模块化分解与重组导致生产过程的片断化以及这些片断在全球尺度空间再配置。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模块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系列企业围绕一种最终产品系统而建立起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

从交换的角度看，经济网络与计算机网络的对接使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呈指数增强。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视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与纵坐标，横坐标与纵坐标通俗地讲就是“一横一竖一点”，若干个“一横一竖一点”、经纬交错便形成了经济网络。计算机网络是自主计算机(autonomous computer)的互联集合，自主计算机的概念排除了主从关系，如果一台计算机可以强制地启动、停止或控制另一台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就不是自主的。一台主控机和多台从属机的系统不能称为网络。自主计算机与经济活动主体的活性相呼应，计算机网络十分契合经济网络的本质。计算机网络和经济网络对接之后，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开始前所未有地深化和广化，这反过来又促进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光纤技术(使信息传播速度达到每秒钟30万公里)、数字化技术(信息压缩和解压)的突飞猛进，形成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PC机为终端、以光纤光缆为主干、以数字化技术为载体的技术网络。技术网络与经济网络就这样螺旋式地相互推进，因此，“网络”既是支撑“市场关系”(从而整个交换关系)的技术基础，又是市场关系(从而整个交换关系)的崭新形式。

网络结构所内含的网络效应和多态均衡、路径依赖和锁定导致当代经济系统高度的速变和不确定性，消费模式向多样化的转变增加了跨国公司固定资本投资的折旧风险，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优势。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走向灵活积累体制，灵活积累从市场、消费、生产等多个方面重塑资本主义经济图景。企业调动一切能够引致需求的技巧，从事差异化、多样性的小批量生产，从产品种类的“长尾”中挖掘新的市场。全球产业结构的垂直分工体系则逐渐从全功能的刚性结构向“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演变。世界电子工业的垄断组织及其全球管理体制是这种资本国际积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兴起在技术上得益于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中工艺过程数字编码的模块化生产，在经济上取决于国家及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保护下非股权控制的有效性。

二、模块化生产网络——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模块是一种半自律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半自律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可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把复杂的系统分拆成准独立的模块，并使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信息沟通的动态整合过程叫做模块化。模块的半自律性造成系统近似可分解，对复杂系统的演进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在上一级系统的界限内，每个子系统可以独立于其他子系统而自行演进，这种自下而上的演化给系统带来新奇性和多样性；而上一级系统的规则结构使变化中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时依然能够发挥系统整体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确保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鲍德温和克林克(2006)利用金融理论中的期权来分析模块化的价值，其主要结论是模块化创造了选择权。一般来说，一个相互联结的设计只会产生一种选择权：要么接受设计结果，要么不接受。相反，模块化的设计过程能产生很多选择权。设计本身是复杂的，消费者的偏好也是复杂和未知的，这些基本的不确定性使得设计过程中某些处理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加有效，设计选择权因而显得很有价值。由于模块化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功能呼应了资本主义灵活积累的诉求。所以模块化的

应用迅速从设计制造扩展到经营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模块化生产网络应运而生。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以设计规则为技术载体，以一系列交易、分配规则为制度保障，借助设计规则知识产权带来的非股权控制、通过模块操作符的排列组合来降低建立网络联结的复杂度、促进复杂产品系统演进，从而兼顾网络结点活性和网络整体有序性的层次递进的企业拓扑结构。它是技术性的设计规则和制度性的交易及分配规则的复合物，是由“中心”引导的、成员之间具有非对称权力关系的网络组织。以模块化为技术载体的全球生产网络更加适应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网络经济背景，由是模块化生产网络已成为主流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在ICT、汽车等产品较易被模块化的产业中。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模块化生产网络构成了全球性转变、网络社会崛起的微观基础。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模块化生产网络仍然属于依附性的国际分工体系，只不过分工形态从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宗主国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取廉价甚至免费的原材料，再将工业制成品销往世界各地，二者之间的分工属于产业间分工。作为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将比较优势运用到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模块层次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品的所有生产过程必须在特定国家内部完成。这又可以展开为三个隐含假定：(1)产品生产过程仅仅包含一道工序；(2)虽然存在不同工序，但各工序要素投入比例相同，因而产品加权要素投入比例与个别工序比例相同；(3)虽然存在不同工序，并且各工序要素投入比例不同，但是由于工艺和技术原因，不同工序也不能在空间上分离，或者分离成本极高。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通信技术和集装箱物流体系的成熟，降低了在空间上分离生产工序的成本。于是网络核心企业开始将产品系统分解成要素投入比例不同的模块，利用现代生产回路“自然”的断点，营造出产品生产工序空间可分离性条件。例如，虽然半导体总的来说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但半导体的生产序列有明显的断点，半导体的组装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任何一个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进行。

模块化把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与资本密集型工序、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工序分开，为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工业的起步，使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从工农业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品工序的分工，各类地方产业集群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地图上点缀起精细的马赛克。地方代工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的区域或全球网络的联系是当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跨国公司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和交易关系准则，利用强大的信息网络，通过数字化编程的模块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深浅加工和生产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艺流程进行配置与控制，充分发挥全球人、物、财力资源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求利润的最大化。

模块化生产网络作为分工的发展与深化，其实质就是生产结构带有拓扑性质的变动。由于模块化不仅仅是将系统进行分解的行为，它还是一个有效整合的过程，是分工进一步延伸和深化的结果，所以其网络生产结构也就必然保留着与过去的分工结构较为相似的特征，即它们都是由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所塑造的。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呈现出一条清晰的U形曲线：上游研发和下游服务部分获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制造组装部分则处于价值增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少。上游研发和下游服务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加工组装。在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然而，在此期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附加值比重并未显著提高。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附加值比重从1997年的33.30％到2006年的38.23％，10年间仅仅有14.8％的增长，这相对于贸易顺差1175％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在中国组装生产的苹果iPod播放器在美国市场上卖299美元，苹果总部会得到163美元的利润，中国方面只得到4美元的加工费。与iPod情况类似苹果公司另一个产品iPhone的利润高达60％，而中方加工费只占总成本的7％。苹果公司目前销售最火的产品iPhone4市场售价600美元，零部件成本为187.51美元，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每台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的利润超过360美元。另外，三星、东芝等芯片供应商获得了苹果对iPhone4零部件支付的大部分费用。因此，国际产业结构从垂直一体化的全功能超级垄断，转换到“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未能改变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质以及不对称的依附性国际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