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黑板报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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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黑板报资料推荐一、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简介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五四青年黑板报图片展示:

五四青年黑板报图(一)

五四青年黑板报图(二)

五四青年黑板报图(三)

五四青年黑板报资料推荐二、军警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对学生恭敬有加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

章宗祥被打时无动于衷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的记载,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维护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良心已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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