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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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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下的版画概念及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状况

从现存最早的遗迹来看，中国的版画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佛门经卷的铜版雕刻、明朝小说戏曲插图的版刻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风靡的黑白木刻或是80年代里迅速发展繁荣的“三版艺术”亦或其他新的版种，其作品的创作方式都是通过在有着各自不同材质特点的版上采用手工制版印刷而成。传统意义的版画创作是利用特定版材媒介的材质特点，以刻刀和印刷机器等为主要工具进行手工印刷的创作活动。由此看来，版画的意义是从自身制作的轨迹中逐渐明晰的，逐渐露出独立的端倪以及确立自身价值。而作为版画的“版画概念”，它又是一个有别于版画自身的相对稳定系统，这个“系统”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不断被认识被充实(充实也意味着延伸)。[1]当代版画为了更好的存在，制作的手段被延伸、参与的可能被拓展。数码技术正是一种恰当的传播手段与参与方式，在重视精神拓展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对技法、材料、工具进行探索的新时机。总之，版画“概念”的延伸是传统版画艺术与现代意识有机结合的表现，也是版画艺术建构崭新的当代理念框架的表现。

在探究版画概念的延伸之前，需追其本源，提及齐凤阁先生归纳的中国版画的三个阶段，“三、四十年代版画的主体形态属于功利型，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为审美型，当前版画则是一种多维的复合形态”。

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版画的兴起，首先归功于鲁迅先生的倡导，版画此时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被大家所接受。这既有社会背景原因，也是因为内忧外患的环境使进步青年产生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激昂情绪。版画的精神取向和内容倾向与当时社会的启蒙、救亡相一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20世纪30-40年代的新兴创作版画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版画史中难以逾越的壮观辉煌的丰碑，这个时期是版画创作的童年期，版画精神在版画社团的迭起以及木刻运动的涨落中深入人心。在那个年代里，黑白木刻版画犹如革命的武器，也正因此，“木刻即是正宗”的理论盛极一时。直至今天，大多数欣赏者对版画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当初版画苦大仇深的黑白木刻上。新中国成立后70年，健全的社会制度为版画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与创作条件，版画态势是祖国江山一片红，由功能型转向审美型。由于画家的价值取向发生改变，旧有的艺术思维模式被突破，他们在创作中更加注意艺术形式的探索和新的审美领域的开拓。新时代全新的生活和观众多样的审美需求也要求画家在创作上给予与之相匹配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愉悦性。至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具有个性特征的版画家的风格逐渐成熟，创作型版画得到质的飞跃和审美层次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中国版画全面发展的繁荣阶段。改革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更新了版画家的观念。

新时期三版即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的兴起以及其他新版种的涌现，进一步改变了木刻一统天下的单一局面，使版画的发展充满活力与生机。有利于艺术繁荣发展的文化政策和氛围也使新兴版画创作由原来的单一封闭型转向多样开放型。各种类型的版画展览激增，探索型版画迈出了坚定的一步。版画家们突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大胆的尝试与实验，使得过去与版画无缘的一些材料与工艺进入到版画领域，如火印版画、水印石拓版画、纸版画、浇铸版画、吹塑版画等等新品种应遇而生。比起之前再现生活、歌颂国家等常规性的主题，这个时期的版画家们力图摆脱以往传统的造型体系与色彩模式，突破循规蹈矩的视觉方式与图式结构，更加重视自身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对新技艺的探索，从而实现了版画观念的变革和视觉形态的改变。虽然有的作品过分淡化生活，忽视社会内容，有的作品把西方现代艺术作为参照系，留有生搬硬套的模仿，但在新时期却形成了一股冲击力，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实现了版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一些年轻画家也开始探索新的版画语言，逐步走向成熟。例如徐冰以文字为基础、以复数为手段，纯化版画语言后介入到当代艺术中做的实验作品《析世鉴》、王华祥着力表达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彩色套色木刻作品《贵州人》系列等等。他们的探索突破了对版画的一般认识和技术上的束缚，显示出创作者不同的个性特征，用新形式的版画语言体现时代的精神，从而使探索型版画有力的冲击了传统新兴版画的地位，将版画的外延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