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法作品

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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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社会发展与书法

汉承秦制，汉初统治者继续巩固统一的封建王朝，同时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采取轻摇薄赋、安抚百姓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阶级矛盾趋于和缓。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使汉帝国成为东方第一强国，与此时西方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遥相呼应。汉武帝时期(前140一前87)，为西汉的鼎盛时期，在击溃匈奴的侵扰之后，开辟了西域及东南沿海的通道，使汉帝国的疆土得以空前的扩大，促进了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增强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处在上升的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发展，《史记》《汉乐府》、汉画像石刻、汉代石雕等都体现出雄放、博大的时代艺术风格。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西汉初，战国末期发展起来的“黄，老”之学，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仍有很大的影响。到汉武帝时，各种思想经过激烈的交锋，濡家占据了上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独尊，不仅成为汉帝国的指导性思想，而目.成为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汉初，黄老思想与道家思想的流行，使得阴阳五行学说融进了濡家学说，并成为儒家经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儒道结合的思想对中国义化史的发展施以了重大的影响。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汉代的发展，也与这种思想密切相关。东汉末蔡琶《九势》开宗明义即言：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此可看作儒家吸收阴阳之说在书法艺术领域表现出的典型审美观。这种思想影响了汉代以及汉以后书法发展的整个进程。

东汉中期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地主庄园经济的兴盛，形成了盘踞各地的士族集团。与处于卜升期的西汉相比，东汉有着衰微的趋向。同时，经学没落，“黄、老”转化为道教，原本在西汉末年就兴起的俄纬学说与儒家思想朴!混，吏被神化到一尊高度。然而正是儒道的融合、徽纬学说的风靡，使得东汉的艺术思想空前的活跃。尽管东汉比之西汉，朴实、博大的品格似乎减弱很多，并被追逐名利、寻求个体生存的价值取向所替代，但个体功利的追求、以书取仕的时流，客观上却使个体人性得到高扬。这与传统的儒学思想虽然相悖，却与艺术的发展颇为台拍。

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书法走向了自觉的艺术时代。书法从观念上进入艺术领域的第一目标，不是正体隶书，更不是古文派大师许慎竭尽心血整理的古体字篆摘，而是草书—一种“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的新书体。

当时的草书，即后人所称“章草”。传汉元帝时的史游作《急就篇》，经他的整理，从秦代就流传下来百年之久的草隶规范化了。从现有的汉代竹简上的草书看，大约到酉汉后期，章草的草法己约定俗成。这种书体既有着严格的书写规范，又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更不用说在用笔技巧上大大超过了篆隶。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草书的形成还促成了汉代文人书家流派的形成，杜操、崔缓、张芝那是一条清晰的草书流派发展线。

草书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书法理论的诞生。历史_L第一篇可信不诬、又触及书法本质的书论，即是东汉草书家崔缓所作的《草书势》。正是草书，正是前面我们所论及的道家思想的活跃，汉代书法艺术思想中，出现了“势”、“法象”、“神采”、“意”、“境”等美学范畴。崔缓的《草书势》、蔡a的《笔论》《九势》使是汉代书法美学的典范之作。这些书论已涉及了书法的美，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中后期的“草书热”，确是历史的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汉代书法的热点，而且因此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草书在当时显然属于新生的事物，崔缓云：“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厚今薄古，立场鲜明。因此草书成为保守派的攻击目标，自然在所难免。这种新旧思想的交锋，在赵壹所作《非草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东汉桓灵时期(147-190)，政治腐败，外戚、宦官相继专权，因此阻碍了士大夫的晋升之路。时人叹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外戚宦官集团为巩固自己的利益，笼络人才，在汉灵帝的支持下，于“太学”之外，更设“鸿都门学”。《后汉书·蔡邕传》云：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犊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

一年之后因艺术而可谋爵、到鸿都门课试的人，从数十人暴涨至千人，汉灵帝此举大大刺激了新的文艺思潮。蔡邕本人原是支持鸿都门学的，曾献篆鸿都门下，然而后来却转为愤慈。他的这种态度正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集团的立场.其原因正是鸿都门学的“无行趣执之徒”玩技谋爵，待遇优于太学。“其诸生皆救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列焉。”蔡邕显然在“士君子”之列。与蔡琶同样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的赵壹，在此时写下了《非草书》一文，文章虽未提及鸿都门学，但其对草书爱好者的抨击，实质上却正是对急功好利、玩技谋爵者的抨击。他称草书为“技艺之细者”，即言此技艺为小道，非难草书爱好者“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认为他们“背经而趋俗”“非圣人之业”。很明显赵壹作《非草书》的动机，乃是看到奸邪当道，涉及社樱安危而触发的。从他所描写的当时草朽爱好者的狂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桓灵时期草书热的真相。他文章中提到：“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刁，博学徐暇，游手于斯。说赵壹完全不懂草书的艺术性，似乎有些不实，甚至说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非“玩技废道”的文人草书家的肯定也是不过分的。然而保守的儒家道统立场，使他借题发挥，站到了当时炽热草书浪潮的对立面。本身是书家的蔡琶，也说过“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以治国安邦与文艺相比，他们的立场所致，自然偏执一端。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写道：

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

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基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踢。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斤责他们是小才，是排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杭大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