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
妻子是青年人的爱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供大家欣赏。
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一：匆匆离去
桂林这回真的走了。
在那个大雾迷蒙细雨霏霏的傍晚，儿女们提着氧气袋，从医院的救护车上扶侍她回到家里，在亲友们的关爱下，她安静的离开了。她的离世，是那么的从容，而我又是那么的无奈。乡亲们说，在我们村上，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好人。勤劳简朴，善良贤惠，而且还乐于助人。有家里孝敬公婆，抚育儿女的美德，村里人家喻户晓。在临终时，村上和她一样的老姐妹们替她梳头、剪指甲、洗手，洗脚。怀着难舍难分的悲伤，送她一路走好。
料理丧事的那些天里，我心情沉痛。站在死者的遗体旁，望着她那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痛苦的咬着牙，在心里喊关她的名字。我比她大四岁，该我先她而走。为什么她要先走了呢?老天实在不公!
她不应该走。现在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儿女们成家立业，生活幸福。在这大好时代里，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她却积劳成疾，抛下我一个人先走了。
二O一O年 十月十四日，我从下湾子茔地埋葬桂林遗体，回到家里。屋里空荡荡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一个人在屋里踱来踱去，想写一写对她怀念的话。好些天坐在书桌，望着面前摊开的纸，却一句话也写不出来。我对她的思念，就这样痛苦地郁结在心里，折磨着我。以前，我心中有喜怒哀乐，常求助于笔墨，得到宣泄。这次，心里边有千般思念，万分悲痛，却提笔惘然，不知怎么去写。也许，相对于以往生活中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悲痛，区区笔墨，又能倾诉几何?
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二：苦难岁月
一九六六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勾结林彪反党集团，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时间狂风暴雨，席卷全国各个角落。本来就是黄沙飞扬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也难免遭此一劫。
从城市到乡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都有“红卫兵”、“造反派”，到处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毒打辱骂，围攻武斗，此起彼伏。这时我已经成了“当权派”、“走资派”、“臭老九”，强加给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警备室”。白天黑夜的接受批斗，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有一种叫“喷气式”的体罚。两手向后抱头，弯下腰去，两肩的筋抽到头部，两腿不能站立。加上当时我犯胃病，简直就跟要命一样。有时我受不了痛苦，晕倒在批斗场上，被造反派抬回去扔进警备室里。学校被揪斗的“臭老九”三个人。我，教导主任，还有一个叫张文林的同事。教六年级语文的好老师俞曰忠，受到批斗后想不通自杀了。经过几个月的批斗，我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和公社的一位副主任到河滩里栽树和画忠字台，一边反省问题。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家乡的舅舅来看望我。他说，自从我成了“臭老九”，在家中拉养儿女，孝敬老人的施桂林的日子不更苦了。她成了“臭老九”的“臭婆娘”，常不让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站在一起，每天早晚还要到忠字台前去汇报一天的所作所为。全家人的口粮被扣，过着难以想象的苦日子。虽然这样，她时刻期盼我能平安回来。为了全家人活下去，她到邻近村子里讨饭吃，要些麸皮面和红薯片，给家中双亲和几个儿女充饥。还常带着大女儿到地里挖野菜根煮熟吃。我听了泣不成声。是我对不起她，是我害了她。我是多么想见到她，向她说几句心里话，感谢她。
一九七一年春，我被平反，从艰苦的劳动改造中解脱了出来，恢复了自由。被调到古浪县委的一个办公室清理档案。在这期间，向组织请了假，在一个秋风凄凄的夜晚与家人团聚。父母笑逐颜开，子女欢欣拥抱，桂林的心里也得到了安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诉说了各自的苦难遭遇。
一家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生活。我仍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她依然找着锄头在田野里劳动，辛勤操持一家人的生活。
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三：生死关头
一九七三春，桂林因为积劳成疾，卧倒在病床上。组织上关怀我，把我调到本乡教书，能回家照顾病人。望着她憔悴的面孔，我的心都碎了。她白天黑夜的不住咳嗽，身体越来越弱。我跑遍全乡各保健站，卫生院，求医问药，打针输液，她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还日日加重。医生们说她的肝和肺都有病，应该尽快到兰州人民医院去手术治疗。那时候交通十分不便，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要到兰州去谈何容易。我和哥哥绑了一副担架，又找来一头毛驴。毛驴驮着担架的前边，我和哥哥轮流抬着后边。就这样一天一夜才抬到华藏寺火车站。黎明时分，我们上了火车，哥哥赶着毛驴回家。
晨光从车窗里透了进来。火车上的乘客起身去刷牙洗脸，在过道里来回穿梭。躺在火车上的她眉头紧锁，呼吸短促。火车飞快地向东驶去，我望着向后退去的叠叠群山和滚滚黄河。心里默默祝愿，希望她能得救，从死亡线上回来。
到了兰州人民医院，人生地不熟，门槛之多，令人难以琢磨。我鼓起勇气，跑遍各科室，还找了院长，求他们救救桂林。大夫表情冰冷地拒绝了我们，要我们回家料理后事。他们说病人患肺包虫和肝包虫，需要开胸开腹再次手术。这样高的手术费用我们承担不起，再说做开胸手术的大夫到石家庄去学习了，三个月后才能回来。就这样，我们被拒绝出了人民医院的大门。望着“人民医院”四个大字，我的心跳得快无法平息。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一位军人。他见到躺在双人座位上的病人，问明了身世和病情，同情地对我说，让我到武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陆军医院找院长，是可以住院治疗的。他还给我写了个便条。到了武威，我拿着便条很快找到了院长，住进了十陆医院三楼24床。诊断疗养数日后，很快作了肝包虫手术。术后恢复很快，短时间内能下床走路，大小便自理。三个月后，又做了胸腔手术，摘除了“肺包虫”。手术也很成功，解除了生命危险。没想到好人相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真教人欣喜无比。
住院期间，她认识了好儿位病友，都是些军官家属。她们带她各处去游玩，还见到了停在机场里的战斗机。让她开阔了视野，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因为医院不要家属陪护，我住在武威和平旅社。每到星期日去看望她一次，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共产党好，党的领导下的军人医院救了我，使我又活了下来。让我能孝敬老人安度晚年，把儿女拉扯大。”
纪念亡妻的伤感散文四：苦难的童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桂林出生在天祝县南冲寺一个农奴住的窝棚里。她的父母给寺院里干活，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七八岁时，恰是马步芳对西北人民统治最残酷的时期，抓兵要捐，扩充军队。她的父母带着三男一女，连夜逃出了寺院，来到嘛呢七沟和大泉沟村，给牧主放羊。那个时候，做活没工钱，饭也吃不饱。她的父亲生病死在画廊村一个窝棚里。
安葬了父亲后，母亲将一个哥哥两个弟弟留在牧主家里，带着九岁的女儿沿路乞讨。来到夹沟村时，没料到一户人家强行将母亲抢去当老婆。桂林被丢弃在墙角里，被我的父亲领了回来。因为我们家没有女孩，父母对桂林十分宠爱，当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母亲常给她梳头、裹脚、换洗衣服。桂林虽然年纪小，但很机灵，在家中干活麻利，做事勤快，得到全家人的喜爱。村里人说，毛家的好童养媳妇呀。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军阀马步芳战败，逃到了国外，马家军土崩瓦解。五O年开始土改运动，分房分地。桂林已经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更加活泼天真，温情大方。土改时，她加入了共青团，和土改工作组的一位女同志住在我西房的坑上。这位女同志了解她的身世后，叫她和我结婚。那个时候我在外村当小学老师。有一天父亲到学校叫我回家，也要我和桂林结婚。我说她是我妹妹，哥哥怎么能和妹妹结婚呢?但是，父母之命和同志的劝说，很难推却。一九五二年，我们结为夫妻。
结婚近五十年，她为我生儿育女，侍奉双亲。与我相依为命，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共同治理这个家。先后给父母养老送终，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膝下子孙瓜瓞，五世同堂。对一个平常家庭来说，她功德无量。风烛残年，她先我而去，留我在世，无尽怀念。等我永远闭目之后，归藏故乡山阿，与她永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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