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对于马克思中国化你是怎么看待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吧!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1)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2)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而且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3)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结合各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破解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为我们未来直到2020年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
那么,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而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在这一时期,党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够自觉,特别是由于1931年全面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抗日战争初期,又努力排除党内在同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的干扰。
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虽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将这些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而且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