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类期刊发表文章
财经类是如今我们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到底如何理财如何投资?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财经类期刊发表文章，希望对你有用!
关于财经类期刊发表文章1：产业政策得失评价
因为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一场争论，要不要产业政策这样一个命题居然变成学术界的焦点，而媒体也是“看热闹不嫌乱”，每每会向遇到的经济学家询问看法。我也曾被问到，于是我明确地告诉记者两句话：第一，中国不仅需要产业政策——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都需要产业政策，而且要把产业政策整得高级一些，现在太低级，所以才引发质疑;第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不仅有产业政策，而且非常明确。比如，放松金融监管就是金融危机之前近40年最明确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重新反思，重新加强了金融监管，这同样是明确的产业政策。
所以，中国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高级的产业政策，需要能够支撑长远经济战略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产业政策。说中国产业政策低级，就因为它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正因如此，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针对具体产业，结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来越细，不该花的钱越花越多。更严重的是，产业政策失灵，而且多变。比如，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搞了10大产业振兴规划，后来因为利益不均，不断又扩大了几个产业，可到了现在，还有人知道这10大产业振兴规划吗?这个振兴规划后来被执行过吗?还在执行吗?不用说老百姓不知道，恐怕全国人大、发改委官员也说不清楚。那这样的产业政策有什么意义?这恰恰是引发质疑的关键。
我认为，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学的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先说美国，当苏联解体，美国独大于世之后，其确定了全球性的美国经济战略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美国认定自己必须站在最尖端产业——金融，通过金融资本控制整个实业产业;同时，对所有产业它们必须站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尖端——人才培育、技术研发、新品设计、标准制定和终端市场等。正因为这样战略，其所有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都可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设计、规划、执行和不断地修正，数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坚持，不断改进，于是，构建了一整套长期控制全球经济并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机制”。
德国也一样。它确立了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国策和站在装备工业最高端经济战略。于是，德国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战略展开。除了构建具有强大背景的德意志银行——这一垄断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之外，我们看到德国国内金融都很安静，坚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根本，坚持金融市场更多生成资本这一过程。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让社会更加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比如在德国，租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这使得劳动力收入诉求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土地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体现政府的能源政策、资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养老、医疗政策等等等等。这样的政策通过十几年、十几年的磨合、调适，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推动德国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的“经济机制”，这才是德国成功的根本经验。
注意，我在谈到两个产业政策非常成功的国家时，最终都落到了“经济机制”问题。什么是“经济机制”?我的理解是：为达成一个经济战略目标而建立一整套市场逻辑、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而且这种“经济机制”可以顺畅地运行，“自然而然”地将经济结果导向政府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中观产业政策都缺少两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其二，缺少“万变不离战略”的“经济机制”构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更多地是在强调“体制改革”，但忽视“经济机制”的建设。我认为，“体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没有一整套有效地“经济机制”配合，“体制改革”不仅无效，而且会给经济带来大乱子。这是我们这些年总是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不断反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往往失效的关键所在。(说得对啊!再说就说到体制了，钮文新不敢说了吧)
比如我们一再提出：中国一方面强调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道路，但金融改革却以华尔街或美国为蓝本，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位?还有，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房地产方向的改革却遵从着私有化的一套做法，这是不是同样存在政策错位的问题?(能说道这个份上，也很不错了)
所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原因就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具有更加明确的战略方向，并使改革措施更加系统化，更加能够从“经济政策的制定”转向“经济机制的建设”。
关于财经类期刊发表文章2：错配是金融风险的根源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中国金融短期化趋势。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扭转，否则它将成为一切金融风险的根源，并引发整体经济的巨大风险。终于，中国中央银行开始承认金融短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它们还仅仅是针对货币市场的认知，而中国金融短期化问题，实际是整个金融市场的问题，关键在于货币投机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积重难返，尤其是在货币市场利率波动剧烈之时，货币投机的收益预期会大幅提高，而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央行刚刚公布了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其中在“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专栏当中写道：“2016 年货币市场单日交易量一度跃升超过4万亿元，是2014 年日均交易水平的4 倍，90%左右是隔夜品种，短期内交易量迅速膨胀和交易期限超短期化蕴含的风险值得重视。适当拉长资金供应期限，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防范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这当然是央行在“十一长假”前后，多针对14到28天逆回购和MLF(3个月到1年期的中期流动性便利)操作的关键原因。
但我们必须看到，交易期限错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实际上，这是一切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根本源泉。对金融业而言，金融短期化引发的资产和负债(存贷款)期限的错配，必然导致金融杠杆的居高不下，甚至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看到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金融机构的货币乘数已经达到5.22，它意味着1元基础货币将被商业金融机构创造出5.22元派生货币。这样的派生水平几乎就是历史最高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杠杆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商业金融机构缺少稳定而长期的资金来源，它们为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得不加速资金周转以应对中长期贷款(资产端商品)的增加。
这样的金融风险对应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因为金融短期化却是必然导致实体经济贷款供给失去稳定性，它使得实体经济不得不面对“借短投长”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这很危险，一旦商业银行资金紧张或被迫收贷，实体经济的资金链立即断裂，不管项目好坏都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刚刚开始，大多数还处在投入期，这时候出现新项目停滞，甚至整个企业资金链断裂，那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不言而喻。
中国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高利贷风波，比如“十一长假之前”，中央政府强令商业银行不许收贷、惜贷。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货币供给的收紧，而出现收贷、惜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因为金融短期化使得商业金融机构经不起风吹草动，稍有坏账担忧立即采取行动，而这样的行为势必引发恶性循环——越收贷企业越困难，企业越困难银行越收贷——如此循环往复。
更重要的是，金融短期化导致中国金融市场不生成资本(一年期以上的金融商品)，没有资本实体经济如何发展?金融又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与之相对的是，货币投机盛行，套利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实际上，货币市场交易量比2014年同期暴涨4倍，恰恰说明中国货币套利投机过热，而货币套利投机规模过大，实际意味着有限的金融资源被过多的货币投机空耗。这必然构成中国当下的一个畸形现象：货币数量巨大，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
所以我认为，中央银行必须有所作为，必须有效扭转中国金融短期化趋势，而绝不能长时间容忍错配风险无度发育。当然，我们的确看到中央银行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锁短放长”的操作已经出现，但其效果还远不及“降准”对长期流动性的改善。我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市场理解过度，而拒绝去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央行认为“降准”的信号意义过于强烈，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不断地解释让市场正确理解?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创新发展那必须巨额资本的支撑，尤其需要股权资本的支撑，在这样的时刻，央行有责任、有义务使得金融市场更加倾斜于资本生成。我认为，任何偏离这一原则的行为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中国经济的摧残。
关于财经类期刊发表文章3：川普能够改变什么
在很多人看来，川普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不可思议，但在我看，这件事情其实正向我们展示着一个全球性的新趋势——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个词在他以后的文章经常出现)正在推进，而川普的当选美国总统或许将更加透彻地体现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
什么特征?表面上，这个特征体现于川普和整个西方世界与日俱增的“反全球化”情绪，川普在竞选演说当中甚至提出过：如果我当选，我将带领美国退出WTO。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川普极力反对TPP谈判。这与希拉里有着本质的区别，希拉里反对TPP的目的是恢复WTO，是全球化的维系，但川普不是，他是干脆抛弃一个时代。
“反全球化”的经济背景是什么?全球经济“去金融化”，恢复实体经济的主导。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主导的国家“经济空心化”——这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最大、最具破坏力的泡沫，这恐怕是此次金融危机带给世界最深刻的教训。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提出“在工业化”，而整个欧洲和日本也为实体经济的重新振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奥巴马的立场基本还是介乎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一个中性的立场，在他的任期内，尽管华尔街受到了比较严厉的惩罚，而且还部分地恢复了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但总体而言，美国金融势力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强大。
这实际恰恰是“后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因为金融的强势依然存在，产业资本的力量还没有能力推动整个世界进入“新产业资本时代”，尽管政府也有这样的愿望，但实际却不得不顾虑金融资本的力量。但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他实际代表的是实业资本，而这一点对全球金融资本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不是吗?去看看川普的支持者，它们是包括军工在内的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者，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是金融和互联网和被金融财团控制的传媒业。
我们理清这样的时代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判断“川普上台之后能够改变什么”这个议题了。依据川普在竞选过程中所表达出的一种“满不吝”的个性，他在美国“再工业化”的道路上一定比奥巴马走得更远。将当然会使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更加快速地倒退，但也没必要过于强烈地担忧，因为这就是“后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应有的特征。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金融资本”的强大实力和势力并未被有效消耗，整个推进“新产业资本时代”的进程也绝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受到来自金融势力方方面面的阻碍。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变了”。
我同时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主张不可能“透彻地得以实施”，比如他“反全球化”，但美国的实体经济失去全球资本的支持是否还可以持续?强行推进贸易平衡是否同时抹杀了美国巨额的“铸币税收入”?是否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严重摧毁?美国恢复实体经济活力会在那些方向上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债务经济循环不搞了?如果这样，对美国利大还是弊大?所以，别看川普喊叫的气势汹汹，但真在总统的座位上坐下，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当然，无论如何，川普都会尽量推进“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并使世界更加明确地走向“新产业资本时代”。
中国必须看清当前全球经济的时代特征，并顺应这样一个特征，而不是固守所谓“全球化”，更不要按照“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因为，坚持“全球化推进”不仅将授予美国、欧洲和日本和我们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金融资本主义”排斥实体经济的市场机制，必定导致中国“经济空心化”，更使中国变成下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主体。(非常赞同!钮文新是不赞成金融学美国的，我也一样。但是现在的政策，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做大做强国企，还是学美国那套)
川普一定是位非常务实的总统，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包括中国维护全球化的愿望向中国要价，你给不给?给了你就亏了，美国就赚了;不给，你将在变成“全球化的背叛者”，在国际道义上失分。川普会这样做?当然，因为他必须回馈他的票仓，让美国的传统产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